創(chuàng)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責任、艱難的事業(yè)，必須有不斷的努力，決不是短時間可以得著效果的事。這幾年不過極少數的人在那里搖旗吶喊，想造成文化運動底空氣罷了，實際的文化運動還不及九牛之一毫。那責備文化運動底人和以文化運動自居底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輕了。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們，拿文化運動當做改良政治及社會底直接工具，竟然說出“文化運動已經有兩三年了，國家社會還是仍舊無希望，文化運動又要失敗了”的話，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是兩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么。[18]

陳獨秀在這篇文章中將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作了分梳，認為文化運動不是服務于社會運動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目的，文化運動需要長期的努力和積累，不是可以速成的。不可否認的是，陳獨秀的這一認識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事實上，陳獨秀將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截然分開的真知灼見被激變時代非理性的燥動情緒吞噬了。在一個災難深重、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里，很少有人能潛心于學術研究和文化創(chuàng)造，就連陳獨秀本人及胡適、梁啟超等以啟蒙為己任的人，也無法從文化與政治的糾結中超脫出來，他們致力于思想文化的革新，也只是為中國社會的改造筑立思想文化的基礎。同樣的時代背景使得陳獨秀當初所批評的恰恰成了他的后繼者的主流觀念。30年代的毛澤東和“新啟蒙運動”的倡導者，無不注重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互動。他們更多地從愛國革命運動的意義上去認識五四運動，并以政治運動統(tǒng)括文化運動，讓文化運動服務于政治運動。這種話語的優(yōu)越之處，在于使文化獲得了實踐的意義，因而也使文化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但是，由于以社會運動為主體，以社會形態(tài)的改造為目標，文化也很容易下降為一種社會改造的工具，從而失去它應有的深度和獨立價值。以社會政治運動來整合具有復雜內容的五四運動，難免模糊了五四運動的本有內涵與價值。

早期共產黨人既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也是五四運動的最早研究者和闡釋者。他們普遍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嘗試著運用馬克思主義詮釋五四運動，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結論，初步奠定了日后中共五四運動的研究方法和框架結構，確定了五四評價的價值取向，為毛澤東五四觀的形成和新民主主義概念的提出作了鋪墊。1937年，張聞天所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比較全面、深刻地論述了五四運動，可以視作是對前期共產黨人五四觀的一個總結。張著從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內戰(zhàn)和分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新文化運動、世界革命運動和影響等五個方面，系統(tǒng)分析了五四運動的背景，比較準確地敘述了五四運動從學生罷課向工商界罷工罷市轉移，從而形成“工商學聯(lián)合的廣大群眾運動”的經過，并對五四運動的性質與意義作出了系統(tǒng)的闡述。他認為五四運動既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同時也是“主張自由平等、反對封建勢力的一種民主運動”。并深刻揭示了五四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指出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和群眾愛國運動的合流，新文化運動是整個愛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愛國運動意識上的表現，而又在愛國運動狂流中廣大地開展起來?！睆埪勌旄叨仍u價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指出五四運動“啟導廣大人民的覺悟，準備革命力量的團結，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功績?！彼龠M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中華革命黨的“新生”，拉開了“行將到來的中國大革命之序幕。”[19]

五四既可被看作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亦可被理解為以“科學”與“民主”為主旨的思想啟蒙運動，但兩者畢竟在社會關懷的取向上和價值意義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正因為五四自身存在著不同方面的歷史價值，使得后來人們在闡釋五四精神時，不免會歧義互見、各執(zhí)己說。尤其在某種具體歷史條件下，無論是對政治前程的期望，還是對文化理想的追尋，對五四這一歷史文本的解讀，往往要受制于現實環(huán)境的影響，結論也會呈現出某種語境下的特殊色彩。在中共領導人對五四評論的整體性結構中，五四的性質與意義被置于革命語境中談論著，這是中共領導人五四觀的基本特征。其突出表現是把五四定位于中國革命長期歷程中的一個帶有轉折性的特殊階段，五四的革命性質和政治意義在這個革命之鏈中得到彰顯。在張?zhí)?、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等人的歷史意識里，近代以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fā)展經歷了若干階段，而五四便是其中的一個開辟新時代的階段。因此，不論從政治層面上看，還是從文化層面上看，五四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的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毛澤東1940年前后對五四運動的全面評估，系統(tǒng)地總結并發(fā)展了中共早期領導人的五四觀，此后，中國共產黨人解讀五四文本落入固定的模式之中，并長期影響著學術界對五四運動的研究與評價，直至近年，五四評價模式的多元化趨向才重新得到肯定和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