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人文自覺反對唯科學主義的誤導

本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曾有一句名言:“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22]這種“可信”（真）與“可愛”（善、美）之間的內在矛盾緊張，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生命存在意義上的困惑和分裂。五四時期的好學深思之士（包括現(xiàn)代新儒家）試圖謀求二者內在的統(tǒng)一，但成績是十分有限的。老實說，這不是某一代人僅從學理上就能解決的問題，更不是在救亡和啟蒙雙重任務并存的特殊時代里能夠解決得好的，我們勿需苛求于先賢。現(xiàn)代新儒家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和反省的過程中開發(fā)出來的人文智慧，對矯正科學主義的偏弊，是有很大價值的，為“可信”與“可愛”的兼得作出了他們可貴的嘗試。

眾所周知，“科學”和“民主”是五四時代的主導性價值取向，新文化運動以此為標的，為中國思想界開出無數(shù)曙光。但勿庸諱言,昔日文化先鋒的一些做法，本身卻是不科學、不民主的，甚至可以說是反科學、反民主的。[23]五四時代，科學實證主義思潮支配了整個思想界，一切思想、學術，都必須經(jīng)由“科學”法庭的裁決，才能獲得自己的存在價值。人們把科學奉為神圣的權威，對之頂禮膜拜，從而，科學成了萬能，變?yōu)樽诮獭Ｐ挛幕\動的倡導者們，沿襲了西方科學主義“拒斥形上學”的余緒，無限度地抬高科學方法、實證原則的效用，把玄學打入冷宮。他們對科學解釋世界的功能深信不疑，認為科學法在包括生命現(xiàn)象和精神現(xiàn)象在內的一切領域中，都是有效的。丁文江說：

惟有科學方法，在自然界內小試其技，已經(jīng)有偉大的結果，所以我們要求把他的勢力范圍，推廣擴充，使他做人類宗教性的明燈：使人類不但有求真的誠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為善的意向而且有為善的技能！[24]

這便是人們常說的“唯科學主義”的最恰當?shù)谋硎?，也即所謂的“科學萬能”論。

最初向科學萬能論發(fā)難的是梁啟超。梁于一九一八年底考察劫后的歐洲，回國后即發(fā)出“科學破產”的慨嘆，拉開了現(xiàn)代新儒家以人文自覺，反對五四唯科學主義誤導的序幕。[25]接著，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等，先后對科學方法的適用范圍予以限制。梁漱溟直截了當?shù)匦迹嚎茖W理智與生命存在的本然狀態(tài)無緣，因為后者只能在直覺中呈現(xiàn)。張君勱則干脆將科學剔除在人生觀之外，說：人生觀是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單一的，因而“科學無論如何發(fā)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26]此論一出，遭到了科學派的反擊，遂引發(fā)了一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熊十力有所不同，他更注重于科學與哲學的分工差異：科學之所能在物理界，形上界則是哲學的領地，科學越權，勢必將立體人生平面化，造成近代人的“精神迷失”。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這一點。后來移居港臺的新儒家，大體上沿承了這一內在批判理路。[27]

現(xiàn)代新儒家對新文化運動中的“科學至上”傾向表示強烈的不滿，他們試圖通過弘揚儒家人文精神（“可愛者”），來匡正“新青年”派僅強調“可信”哲學的流弊，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科學萬能論”的泛濫，維護了人文學科的獨特價值，可謂功不可沒，尤其可貴的是，后期新儒家超越了科學與人文的二元對立，力圖疏通、和緩二者之間的內在緊張，認為“仁性與知性，道德與科學，不僅看不出不能相攜并進的理由，而且是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的人性的整體”。[28]他們既堅持傳統(tǒng)儒學道德的、人本的哲學立場，又不貶損科學的意義和價值，從而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直覺與理智、道德與科學、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得一“中道”。這可以看作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辯證的反動。然而遺憾的是，由于他們離開了生產實踐這一文化的原生點，徒作純理論的思辨，因而不可能真正找到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契合點，“可信”與“可愛”的兼得，只能流于一廂情愿式的企盼。且出于對五四科學主義的抗拒，不免以人文精神統(tǒng)攝科學理性，最終背離了五四追求的價值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