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反思學衡派的五四觀，不得不從源頭上討論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其實，學衡派的文化價值觀不是隨著《學衡》雜志的出版而于一夜之間突然形成的，還在新文化運動高潮之際，隨著傳統(tǒng)價值觀的廣受質疑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引進，學衡諸人即已確立道德理想主義以與西化主張相抗衡的志向，例胡先 1919年即已在《東方雜志》發(fā)表《中國文學改良論》，對胡適、陳獨秀倡導的文學革命論所表現(xiàn)出來的“因噎廢食”的“偏激”進行了公開的批評。留學美國的梅光迪與胡適也是筆戰(zhàn)不斷。但學衡派作為一支有意識地與新文化運動相抗衡的團體力量的形成，不能不說是《學衡》雜志這個新陣地出現(xiàn)以后的事。從學衡派的產生來看，學衡集團志氣相投，是受胡適、陳獨秀等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刺激而組建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學衡派主要成員之一的胡先 1922年4月在《學衡》第4期上發(fā)表了《說今日教育之危機》一文，在總結了20世紀頭20年中國思想文化演變軌跡后，發(fā)出了如下的感慨：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大量傳播，以歐美留學生的力量為最大；現(xiàn)代中國教育的危機和中國文化之瀕于破產，也與歐美留學生的關系為最多；“而舊文化與國民性之保存，使吾國不至于精神破產之責，亦惟吾歐美留學生為能任之也”。這就是說，在胡先 看來，無論是功是罪，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是與歐美留學生脫不了干系的。由于知識結構、文化視野、價值信仰等方面的原因，國內頑固守舊冬烘?zhèn)冿@然無能應付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鑒于此，必須有一批學兼中西，既有很高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又有世界文化眼光的飽學之士，以新的方法和新的理念整理、陶洗舊學，廣泛吸收西方價值觀念，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出符合現(xiàn)代世界潮流的詮釋，才能使中國文化擺脫窘境，現(xiàn)代新儒家的出現(xiàn)和學衡派的組建，有著極為相似的文化背景。從現(xiàn)存的資料來看，學衡諸公大多有留學歐美的經(jīng)歷，對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給中國文化帶來的威脅深表憂慮，復興中國文化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促使這些具有相同志向的人團結起來。他們不贊成胡適、陳獨秀等的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也不欣賞頑固守舊人士的盲目排斥西化，而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繼承性，堅持現(xiàn)代性源自傳統(tǒng)，是對傳統(tǒng)的改造、完善和發(fā)展。

作為學衡派精神領袖的吳宓曾多次提到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感。他說：“當時在哈佛習文學諸君，學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陳。張君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zhàn)一番’?！盵40]又據(jù)《吳宓自編年譜》載，梅光迪君“原為胡適之同學好友，迨胡適始創(chuàng)立其‘新文學’、‘白話文’之說，又作‘新詩’，梅君即公開步步反對，駁斥胡適無遺。今胡適在國內，與陳獨秀聯(lián)合，提倡并推進所謂‘新文化運動’，聲勢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在‘招兵買馬’，到處搜求人才，聯(lián)合同志，擬回國對胡適作一全盤之大戰(zhàn)。”[41]這說明，《學衡》雜志出版之前，批判新文化運動即已成為這些人的自覺信念，也是他們類聚的精神動力。

早在回國前一年，后來成為《學衡》掌門人的吳宓，密切關注國內思想文化界的動態(tài)，甚至不惜犧牲學業(yè)著文反對新文化運動。他曾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