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李桂茂后來的行為，可以認為他的這一番陳述不無事實上的根據(jù)。但是在當時不論他是多么的口是心非，他的決定僅僅在名稱上也就表明了一種清晰的立場。更何況它還以3月8日為最后的期限，宣布此后若再有人堅持包產到戶，則以黨紀國法論處之。所以李云河稱，這是一條震撼永嘉的“三八線”。

李云河搬出鄧子恢來作最后的掙扎。他在縣委的會議上說，鄧老說過可以“包產到組”、“包產到戶”，所以“我的辦法還要堅持”。鄧子恢的確有過類似的表述，但是由于毛澤東的尖銳批評，這位被叫做“小腳女人”的農業(yè)專家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威風，當然不能成為李云河的擋箭牌。

可怕的風暴在4月初終于來臨。一連串質問拋向李云河：包產到戶是在鼓勵單干，而使合作社完全解體，只是對富裕的農民才有好處，說穿了是資本主義；所謂“鄧老指示”，不過是斷章取義的詭辯；上擁鄧老“指示”，下借群眾“要求”，可見他還沒有絲毫悔改的愿望?？磥砝钤坪右呀洸荒芾^續(xù)工作，因為只要他還有權力。就有可能在宣傳中夾帶私貨。省委工作組也開赴“燎原”，一進村就宣布包產到戶為“星星鬼火”，要用最迅速的行動來撲滅。工作組提出的報告說，“事實證明只有合作化才能使農民的生活好轉”。但是農民已經有點按捺不住。那一天縣長帶領機關干部來參加勞動，合作社的社員們認為這個機會可以用來表達他們對禁止包產到戶的不滿，于是打著“沒有飯吃”的旗幟，群聚起來，將工作隊團團圍住，從上午直到子夜、激憤的農民將一個姓葉的干部群毆致傷，把另外一個王姓干部的衣服上面捅了一個大洞，仍然不肯甘休，又去抄了幾個合作社干部的家，方才覺得出了心中一口惡氣。這時已是東方破曉時分。

農民的反抗如此激烈，令黨的干部們一時不知所措。假如毛澤東能在這個時候就把五年以后才肯說出的那句話說出來——“中國有五億農民，如果不團結他們，你有多少工業(yè)，鞍鋼再大也不行的，也會被推翻的”，事情的結局恐怕又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不過，現(xiàn)在毛澤東正在寫《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他說，要讓右派猖狂一個時期，“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表明此時他的心里全是反擊右派的念頭，其計劃猶如一場軍事性質的戰(zhàn)斗。三周以后，他真的起草了反擊右派的指示。《人民日報》也發(fā)表社論說，右派們“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

這種局面使永嘉鄉(xiāng)村中那些愁眉不展的工作隊員為之一振。因為依照既成的邏輯，百姓的騷亂定是受了壞人的挑唆。這個推理很快又為事實所證明。右派分子章伯鈞就在煞有介事地打擊合作化的運動，說“農民在咒罵毛主席”。這樣的人在溫州也一定會有他的代理。于是，一個名叫諸葛邦寅的農民被指責為“右派首腦”，逮捕歸案。此人幾年以前即不肯把糧食賣給國家，現(xiàn)在則“借口改進合作社的經營管理，到處販賣包產到戶”，不僅造謠說已經獲得政府批準，而且還打傷鄉(xiāng)支部書記謝昌寶，使其吐血成疾。然而最重要的，此人之兄為惡霸地主，于土改當中被工作隊處決。所以這一切都有了階級的色彩，包產到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地主階級“射向社會主義的一只糖衣毒箭”。

《浙南大眾報》也從一片慌亂中重新振作。7月的最后一天，充滿激情的編輯在自己的報紙上寫道：“打倒包產到戶，保衛(wèi)合作化?！辈⑶艺f包產到戶有十個“大禍害”，那些熱衷此道戀棧不去的人，簡直是“抱著狐貍精當美女”。溫州地區(qū)黨的領導現(xiàn)在更加理直氣壯地采取步驟，約束農民的私有欲望，其具體的部署叫做社會主義“說理大會”。據(jù)《浙南大眾報》說，二十天里召集了上千次“大會”，教育了上百萬農民。并且將一百七十二個合作社的包產到戶全部取消。永嘉縣的黨代表大會似乎覺得這還不夠，作出決議說“要把包產到戶徹底滅種”。

8月8日，李云河的上級領導召開會議，判定他的包產到戶是“原則性路線性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富裕中農資本主義思想的反映”。李仍然癡迷不悟，他說“給我試驗到底，不能一棍子打死”。到了10月，李云河終于意識到他已經無力回天。那一天北京出版的《人民日報》把他“一棍子打死”了，那上面印著他的名字，說他制造的“燎原事件”為“右傾”錯誤誤（《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3日。）。新華社還把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通電全國，說他以鄧子恢為后盾從事“斷章取義的詭辯”。看來這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鄧子恢就在說了“可以包產到戶”那句話之后，緊接著又說，“浙江某些縣所實行的‘按勞分田，包產到戶’實際上是退回到單干”。這里所謂“某些縣”，不是李云河的永嘉又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