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籃與香水信紙

那是1999年的一個夏天午后，天空很藍，陽光灑了滿地。

我剛從臺北搬回芝加哥，剛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隱而世，準備開始和博士論文長期抗戰(zhàn)。面對厚厚一迭訪問稿以及雜亂的數(shù)據(jù)，我苦惱著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來清理家居環(huán)境，前去街角的投幣洗衣店從事家務勞動。我租的廉價公寓位在族群混合、階級轉型的城市北端。這個社區(qū)的居民長期以來以非洲裔、拉丁移民為主，市街上漫布著我常去的牙買加小吃店、墨西哥面包店，然而，沿著密西根湖畔，以吸引年輕雅痞為號召的新大廈，正一棟棟蓋起來。

當我扛著一籃臟衣服走在街上，一個中年白人男性從我身邊經過，沒頭沒腦的丟了一個問題給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你有認識人可以來當我媽的看護嗎？）”我瞠目結舌，無法在腦中將這一串英文字轉譯成為有意義的問題，這位老兄可能以為我聽不懂英文吧，看我沒反應就轉身走開了。

扛著洗衣籃，我站在白花花的陽光下，困惑慢慢蒸發(fā)成憤怒。

優(yōu)勢族群看見深色皮膚，就以為看見奴隸的腳鐐與打工仔的漂泊靈魂。類似的情境早發(fā)生在1965年的紐約，黑人女性主義詩人安卓勞德（Andre Lorde），推著她的女兒到一家超級市場購物，迎面走來的一個金發(fā)小女生，拉著白人媽媽興奮地說：“Look, mom, a baby maid!（媽媽你看，這里有個小孩女傭耶?。?/p>

我選擇研究家務移工這個題目的由來單純，工作與性別是我的專長領域，移民人權與社會不平等也呼應我政治上的關懷。沒有料到的是，我在田野工作與寫作論文的過程中，這個主題屢屢和我自己的生活經驗交相激蕩。墜落美利堅異鄉(xiāng)，在他人的注視里，我突然變成一個披戴傳統(tǒng)面紗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滿異國風情的亞洲女郎。失去母國語言文化的羊水保護，我努力讓自己的英文口音“美國化”，以免我的美國學生把“聽不懂助教的英文”當作抗議分數(shù)太低的借口。作為一個少數(shù)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勞工，是菲傭在臺灣，也是我在美國。人們眼中的美國夢土，在我的求學與工作經驗中教會我更多有關核心國的文化霸權或種族歧視的非正式課程。

當然，我不至于天真地忽略我與東南亞移工之間的明顯社會差異。我們的平行移民路徑，反映出世界體系的多層分化：臺灣留學生去歐美核心國取經的同時，臺灣資本家從亞洲的邊陲進口廉價勞動力。臺灣的報章雜志不時對于全球化的生活風格提出浪漫歌頌，像是在跨國公司工作的臺灣人暢談在上海跟英國朋友一起吃意大利面，眺望蘇州河的燦爛霞影。然而，地球村的烏托邦只適用于有經濟及文化資源者得以跨國流動的都會新貴，他們享受的豪華五星飯店與異國情調餐廳，實是移民勞工遠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職場。

這本書是幾番蛻化過程的產物，結繭的前身是我于2000年在西北大學畢業(yè)的博士論文，脫蛹而出的第二回，是2006年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英文書：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跨國灰姑娘：家務移工與臺灣新富雇主）。

最后的這一輪蛻化，是返璞歸真的母語書寫。除了語言上的轉換也包括文字與格式的修改。我希望這本書不只是透過學術論理說服人并能呈現(xiàn)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來讓讀者感同身受。對我個人來說，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升等或版稅，而是為了完成我在過去的兩個約定。

我在菲律賓社群中進行田野工作的期間，寫了一篇研討會論文，移工朋友偶然看到了抽印本，興奮地在教堂里相互傳閱。我很懷疑她們是否有仔細閱讀其中的內容，只見到她們努力搜尋化名掩飾下的熟悉故事：“啊，這是我、這是我，那是在說你啦！”坦白說，當時的我心情忐忑，不知道自己的詮釋與分析，是否適切地再現(xiàn)了她們的經驗。

下星期天，我再到教堂去，一個菲律賓朋友把我拉到旁邊，遞給我厚厚一封信，里面有五頁粉紅色的香水信紙，工整的字跡寫滿了她從出生長大、到各個國家?guī)蛡虻慕涷灐Ｋ罩业氖终f：“我看到你的論文后，心里很高興，我想，原來是有人把我們的經驗看成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人生全部寫下來，我希望別人知道我的故事。”

當我對學術生涯心生倦怠時，我常常會想起這件事，想起那廉價的香水信紙中承載的寶貴心情，以及手掌交握時不言而說的約定。我不是信差。盡管我透過大量話語的直接引用，企圖讓主角發(fā)聲，然而本書呈現(xiàn)的生命故事必然經過我的擷取與重組。我比較像是翻譯者，希望透過書寫與詮釋，能夠讓她們的故事被看見與被了解。但愿能夠透過社會學的透鏡，映現(xiàn)移工的生命紋理、結構困境，也讓臺灣雇主與民眾看見自己。

我仍然相信，如同二十歲時決定改念社會系的自己所相信的，社會學的分析與文字可以幫助我們體察社會現(xiàn)實的運作、了解與我們不同的人群的命運，從而提供改變社會現(xiàn)狀的可能。但愿這本書的寫作，多多少少實現(xiàn)了我和年少自己的另一個約定。

這本書從研究、寫作、出版到譯寫，經歷十年歲月。其間承受無數(shù)援手，也累積了許多人情債務。我在英文書里致謝過的老師與同儕，這里就不再重復，容我在這里僅感謝臺灣的朋友們。

本書的最大功臣是我所訪問的眾多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與臺灣女性，盡管我無法在此列出她們的名字。我希望這本書對于她們的經驗與處境做出公平適切的詮釋，雖然任何文字都無法生動再現(xiàn)這些由淚水、汗水與笑聲編織出來的生命故事。移工朋友帶給我的不只是研究的資料。田野過程中結識的這些勇敢女性，教導我如何用愛與信心面對人生的試煉，她們的熱情與堅忍，讓我躁動不安的靈魂得以變得溫暖和踏實。

田野過程中，我感謝新事勞工中心的韋薇修女與林修女（Sister Ascension）大力相挺。其他的NGO（非政府組織）團體，包括臺灣國際勞工協(xié)會（TIWA）（特別感謝吳靜如）、希望職工中心、臺北圣多福教堂、高雄海星國際服務中心也提供我觀察機會與意見交換。本書的版稅將捐贈給新事勞工中心與臺灣國際勞工協(xié)會兩個團體。

回臺灣進行后續(xù)研究的數(shù)年間，我得到許多優(yōu)秀助理的接力協(xié)助。張婷菀與譚貞潔在第二階段的田野工作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羅融在訪談整理與數(shù)據(jù)匯集上提供莫大幫助，李慈穎是行政庶務上的能干幫手，張蕙蘭與張昭雅則負責收集整理新聞資料，最后，鄭玉菁協(xié)助將英文書翻譯為中文初稿，提供我順暢改寫的基石。她們的勞動幫助這本書成形。

書稿的屢次修改過程中，我受惠于許多人的意見，包括曾嬿芬、莊雅仲、吳鄭重、孫瑞穗、夏傳位，以及在《臺灣社會季刊》、《臺灣社會學》、《臺灣社會學刊》投稿發(fā)表時的評審與主編。臺大社研所的修課學生，我在中研院、清大、高醫(yī)、東海、世新等學校演講時的聽眾們，也都惠予刺激與想法。

我感謝許多朋友協(xié)助介紹受訪者或者張羅相關資料：藍佩玲、洪儷倩、陳怡如、王淑津、陳昭如、陳偉智、黃于玲、陳怡伶、沈秀華、馬騰、林津如。也要謝謝夏曉鵑在多年前鼓勵我朝向此研究主題，陳志柔、湯志杰分享中研院的圖書資源。編輯與校對過程，承蒙行人出版社的賴奕璇與周易正的細心處理。

本研究的物質基礎有賴以下單位的獎助：美國西北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獎學金，中研院東南亞區(qū)域研究中心的田野研究補助，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計劃補助（91、92、93年度）。本書的英文版獲得國際亞洲學者會議（ICAS）頒發(fā)的社會科學最佳書籍獎（2006-2007）、美國社會學會的性／別研究年度杰出書籍獎（2007），我也一并感謝。

我要藉此謝謝兩位引我入門的老師：謝國雄領我看見黑手社會學的勞動過程與甜美果實，陳東升勇于打破學術陋規(guī)，大力扶持年輕學者。臺大社會系的同事，是最慷慨熱情的黃金組合，特別是曾嬿芬、蘇國賢、劉華真、吳嘉苓、林鶴玲、林國明等飯友，助我超脫學術界的孤獨囚牢。

最后，僅以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我的母親王鶴，是臺北農村家庭長大的女兒，她拉拔大我們一家五個小孩，沒有任何保母和女傭的幫忙。我的父親藍志青，在1949年的戰(zhàn)火中，意外搭上軍艦離開廣東家鄉(xiāng)，成為臺灣島的政治移民。在冷戰(zhàn)的阻隔下，他沒有機會與家人團聚，直到四十年后，在母親的墳前潸然跪下。

在飲水行走之間，我的父母默默地教我體會與珍惜人生的素樸簡單。駑鈍如我，直至近年方才聽見這無言旋律，仍然笨拙地學習吟唱。我但愿這本書在政治的高亢、學術的中音之余，也能傳遞生命的飽滿低音，在芝加哥的洗衣籃、馬尼拉的香水信紙之間悠悠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