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

瞿秋白是于兩個多月前在福建長汀縣被捕的。此時距離他離開上海，到達中央蘇區(qū)工作僅僅一年。

當時，抓獲他的敵人暫時還不知道，這個恂恂儒雅的弱質書生，就是中共繼陳獨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國共產黨面臨建黨以來最嚴重危機的時刻被推上歷史前臺的。從“四·一二”到“七·一五”，蔣介石、汪精衛(wèi)等人從華東殺起，繼而延展到華南、華中。全國的共產黨員從原先的六萬多人銳減到一萬多人。

在四處捕殺共產黨人的武漢衛(wèi)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軍閥何鍵的眼皮下，中共“八七會議”只匆匆開了一天。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公開地批判了黨內路線錯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并決定由瞿秋白領導全黨。會議上，瞿秋白所做的報告中說：“現在黨不能再以退讓手段來爭取民權，是要以革命方法來爭得民權。”

“八七會議”后來被視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會議精神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傳到全黨后，從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贛邊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黃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陽、弋陽、萬安，廣東海豐、陸豐、瓊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繼發(fā)動了武裝暴動。

然而，為什么會在危急時刻推舉瞿秋白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至今仍是一個難以說清的謎。

在全黨眾多領袖人物中間，弱質書生的瞿秋白并不具領袖氣質。在共產國際一再強調領導層必須是工人成分的情況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實上，在7月12日，由鮑羅廷主持的臨時政治局會議中，選出的由五個常委組成的政治局中并沒有瞿秋白。據蔡和森回憶：“不知道是七月初幾，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p>

但在短短一周后，當鮑羅廷前往廬山，借休養(yǎng)之名決策改組中國共產黨領導成員時，卻沒有邀請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單獨只請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當瞿秋白從廬山回到武漢后，已經成為了實際上的黨中央負責人。

對于這一急遽的轉變，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在前蘇聯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連當時來自共產國際的鮑羅廷和羅明納茲也語焉不詳。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陳鐵健分析，在大革命失敗后，黨內以反對和清算右傾錯誤為緊迫的歷史條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現出來對右傾的反對態(tài)度最為鮮明，因而是最合適的人選。不過，陳鐵健也表示，瞿秋白“濃厚的詩人氣質、教授式的文雅風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經常直接深入工農群眾運動才能獲得的實際經驗——這些弱點和不足，使他擔負領導工作，特別是領導具有特殊國情的中國革命，又時時刻刻受制于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當然是力不從心的。”

瞿秋白自己則在事后直言不諱地表示，“八七會議”后登上最高領導人位置，是“歷史的誤會”（《多余的話》）——

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

這也就為隨后發(fā)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