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初年開始，由于力的政治的主宰，物質主義大流行，精神的價值、倫理的價值越來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飯；食色，性也。國家要強大、人民要富裕，成為了流行至今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層面，它表現(xiàn)為GDP為中心的發(fā)展主義，而在日常生活層面，則是物欲至上的消費主義。國家與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共謀關系。消費主義不僅是一種享樂的人生，而且是一種價值觀。人生的意義無非是滿足欲望，成為人上之人。有錢才能過上好日子，才有個人的體面、身份和尊嚴。在這個世俗化時代，什么樣的人才屬于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有沒有德性、有沒有知識，是不是精神高尚，而是看你擁有的外在象征：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開不開車、開什么牌子的車？有沒有房、住什么檔次的房？這些都是你在社會上是否被尊重、被看得起的身份象征。你消費得越多，過的生活越是高碳，便越有身份、令人羨慕，活得有尊嚴。整個社會很少有人去思考倫理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核心價值，富強之后中國將展現(xiàn)什么樣的文明。

民國初年亂成那樣，當然激發(fā)起知識分子的反思。先是杜亞泉，然后是章士釗、陳獨秀、張東蓀等，開始注意到民國之所以共和失敗，問題不在政治，而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他們意識到光追求富強不行，還要重建文明。于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知識分子爭論的核心與清末民初相比就改變了，從富強轉向了文明。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在器物的覺悟、制度的覺悟之后，最后的覺悟應該是倫理的覺悟，解決整個民族的文明大方向。是全盤引進西方文明呢，還是建立將中國與西方調和起來的第三種文明？五四時期的東西文明大討論，雖然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不同，但他們的關懷是共通的：文明代替富強，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九十一年前的五四運動不是一場純粹的愛國運動，而是具有世界主義背景的愛國運動，五四愛國青年們爭的不僅是中國的權益，更重要的是天下的公理。巴黎和會之所以不公正，不是因為它侵犯到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而是因為它違背了世界公理。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五四運動的學生宣言，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五四愛國運動的精神所在，不在愛國，而是捍衛(wèi)文明，捍衛(wèi)全球公認的普適公理。

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前，胡適在美國留學，在日記里這樣寫道，拿破侖大帝當初曾經以睡獅比喻中國，睡獅醒了之后世界要為之震驚。胡適在年輕的時候曾經是一個狂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將自己的名字都按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改為了胡適之。他到了美國之后，恰巧歐洲打了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這一仗將胡適打醒了，他發(fā)現(xiàn)迷信生存競爭的富強夢最后會給人類帶來毀滅。他在日記里面繼續(xù)說，我們今天都引用拿破侖的話，以睡獅來比喻中國，這是不妥當?shù)?，中國應該稱為睡美人。中國之強，貢獻給世界的不應是武力，而應該是文物風教，這就是中國的文明。

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開始崛起，“中國制造”這面旗幟插遍了全世界七大洲，包括南極洲，連企鵝都可以看得到。中國以世界工廠征服了全世界。但是經濟力這個東西真的能夠讓人家心服口服嗎？ 20世紀初的時候，德國曾經也想成為世界第一，做過一次強國夢，最后以發(fā)動戰(zhàn)爭而自取滅亡。日本在70年代經濟起飛時，也夢想“日本第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日本開始長期的經濟衰退，到今天還沒有從陰影里走出來。當年的德國和日本，只有軍事力、經濟力和金融力，但是缺乏普世的文明，缺乏征服人心的文明價值。西方從17世紀開始稱霸全球，最初的葡萄牙、西班牙，徒有海上貿易和霸權的實力，背后沒有文明精神的支撐，最終只能曇花一現(xiàn)。英國和美國之所以能夠在19、20世紀分別稱霸長達一個世紀，除了其軍事和物質的實力，更重要的是其有現(xiàn)代文明的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