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2年，華爾街對其傳統(tǒng)客戶的關注幾乎降到了零，而開始全力以赴地圍著新客戶轉。一位大型對沖基金經理人尼克·哈里斯回憶說：“他們會時不時地打電話來詢問我們的需要，想出一切方法來提供各種服務?！惫锼沟幕鸬母軛U水平在左右，意味著他們每投資10億美元，會同時從這些投行或券商手里借5億美元一起投資。但是與哈里斯合作的投行一直游說他借用10億美元共同投資。哈里斯說：“我的對沖基金成立于90年代，那時我可以做3~4倍的杠桿，也就是說如果我手里有10億美元，我可以借到30億~40億美元的資金來做投資。而在最極端的時候，從理論上來說，我可以做到20倍以上的杠桿，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從表面上看，可以借款是很誘人的。因為利率下降，所以對于對沖基金經理人來說，借款的成本就越來越低了。根據(jù)哈里斯所說的，到了2001年，他所付的借款利息要高于國際利率基準的170%（國際利率基準是指倫敦銀行同業(yè)拆借利率）。簡而言之，就是一般的機構如果借款需要支付的利率，哈里斯就要付。到了2005~2006年，哈里斯的利率就降到了國際利率基準的130%，也就是說一般機構借款如果還是的利率，對于哈里斯來說，他要付的利率僅為。如果哈里斯增加了借款，他將有更強大的實力去支持他的交易策略和投資理念，加之利率的降低，他極有可能得到指數(shù)級別的回報。但是他同時也意識到，如果整個經濟大環(huán)境繼續(xù)惡化下去，借款太多可能會讓他后院起火。

哈里斯回憶說，華爾街的那些投行看上去似乎不怎么擔心這個風險，甚至故意在他面前淡化這些風險。當然了，如果能慫恿像哈里斯這樣的對沖基金經理人借更多的款項，投行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服務費。即使由于利率不斷下跌，在利息方面銀行賺不了什么錢，但是投資銀行的首要經紀部是幫助對沖基金維持業(yè)務的正常運作的，比如執(zhí)行交易、跟蹤賬目和資產保管等，這些服務都是收費的，雖然每一項服務的費用都不高，但是對沖基金的投資量很大，這些服務的總和對于投行來說也是一份穩(wěn)定收入。哈里斯說：“僅僅這些公司運作的后臺操作，我們的基金每年就可以幫投行賺到一兩千萬美元的服務費?！蓖缎型瑫r還服務于這些對沖基金的客戶，幫助他們管理或執(zhí)行交易，從中也能得到服務費。這些服務費收入對于投行來說非常重要，對沖基金甚至可以以此作為砝碼把利率壓得更低。華爾街上越來越多的投行成立了首要經紀部，對我們來說則是越來越自由，哈里斯補充說道。

如果說是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推高了金融市場的風險水平，那么投資銀行通過為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提供異常低價的融資為其推波助瀾，進一步提高了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水平。曾幾何時，華爾街上的投資銀行還是有一定道德標準的，為了保護自己的聲譽和長期利潤，對于危害金融系統(tǒng)安全的行為采取拒之門外的態(tài)度，就像當年高盛拒絕和掠奪性的惡意基金合作。但是行業(yè)內的競爭每一天都在變得更加激烈、更加殘酷，這迫使投資銀行在道德標準方面不斷放松，那些臭名昭著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對于華爾街投行來說意味著極高的服務費收入，當市場大環(huán)境惡化，投行利潤不斷被擠壓時，拒絕這些在道德邊緣徘徊的私募基金變得越來越艱難。到了2006年，由于四處泛濫的廉價資本，私募股權基金得到了蓬勃發(fā)展，急切企盼有些收益的投資人不斷地把錢投給私募股權基金。湯姆·麥克納馬拉回憶說，在那段時間，這些私募股權基金一直都是在做四五十億美元的大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