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斷揮舞著胳膊，一遍遍地喃喃著：

“文件燒著了！所有的文件！”

“燒文件總比燒人好！”我告訴他，可是他對我的話置若罔聞，他所能想到的只是文件……他很悲痛。我發(fā)現(xiàn)他很滑稽，即使是在這種情形下。但我同時也很惱怒。“他們在開槍射人，”我憤怒地說，“你還在關心那些文件?！彼蛭?，好像我不存在一樣，只是不斷地哀嘆著：“文件燒著了！所有的文件！”

文件由工具變成了目的。

希特勒對官僚機構也頗感憂慮。1942年1月，希特勒在與希姆萊共同進餐時，勾勒了一個初步計劃，即通過簡化德國稅制，“將官僚機構的數(shù)目降低到現(xiàn)有水平的1/3”。

關于直接稅，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上一年的納稅額作為再次征收的基礎。納稅人將被告知：“你的應納稅額和上年一樣。如果你今年的收入減少了，請照實匯報。如果收入增加了，你應該立即繳納相應增加的稅額。假如忘記上報增加的收入，將嚴懲不貸?！薄咽虑楹喕?，申報稅的難題自然得到解決……

如果我向財政部說明這件事……他們會思索片刻后告訴我：“領袖先生，您說得對?！钡^了6個月后，他們會忘得一干二凈。

和普遍觀點一樣，希特勒也認為官僚機構能夠自我繁衍。“讓人煩惱的是簡便易行的稅制不合這些行政紳士的脾胃。要是真簡化了，那上大學還有什么用？哪里能找到法學工作？沒工作做了嘛?！钡Ｌ乩赵诖龠M黨政機構間的競爭時，其實也促生了龐雜的官僚機構，正如他自己承認的：

原本只是想在薩爾茲堡創(chuàng)建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可突然之間他們就需要一棟500個房間的大樓了……我創(chuàng)設了宣傳部，目的是要為大家服務……如今哪個政府沒有自己的宣傳部呢？戈林想從我這里討命令，要我授權給史都卡和萊茵哈特（財政部長和內務部長），好讓他們去重組行政工作達到精簡機構的目的?？墒俏揖芙^了，為什么要委任他們去達成這個目的呢？事實上，財政部和內務部自己才真是機構臃腫。

但公共部門的膨脹不僅僅局限于極權國家。到1950年，由于大規(guī)模的國有化，英國公務員占總勞動力人數(shù)的比例已經(jīng)高達10%。圖7顯示這種增長趨勢在發(fā)達國家或多或少都有存在，只有一個國家有明顯的相反趨勢。在經(jīng)合組織的17個國家中，12個國家的政府雇員人數(shù)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后幾乎沒有下降。在瑞典、挪威和丹麥，公共部門雇員人數(shù)比例已經(jīng)超過了30%。在法國、芬蘭和奧地利，該比例也超過了20%。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國的公共部門雇員的占比超過15%，瑞士和希臘緊隨其后。與之不同的是美國，它的政府雇員人數(shù)的高峰出現(xiàn)在20世紀70年代，而英國、愛爾蘭、比利時和日本的高峰出現(xiàn)在80年代。只有英國政府雇員人數(shù)在達到高峰之后有所下降：1983年它的政府雇員人數(shù)占比達到戰(zhàn)后最高峰，即22%，1999年該比率下降到13.6%，這個數(shù)字甚至比美國還低。在這些發(fā)達國家中，只有日本和希臘的公共薪資開支較低。

暫不論公職人員人數(shù)保持高水平所產生的宏觀經(jīng)濟成本是什么，一個最直接的財政問題是：公職人員的薪資該如何確定？它既缺少像私營部門那樣用來衡量生產力的相關信息，通常還受到來自公共部門的聯(lián)盟及其他團體的壓力，他們要求以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水平增加工資。公共薪資開支數(shù)目令人瞠目。1992年，英國公共部門薪資開支占財政支出的1/3，美國為1/5。工資的小幅增長會對財政產生極大的影響。一個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自相矛盾之處就是國家傾向于用增加公職人員工資來回應人們對公共部門的批評。舉一則英國的例子，增加國家健康中心護理人員的工資就意味著要削減醫(yī)院、床、設施和醫(yī)藥方面的預算，從而進一步惡化了病人的護理條件，當然，護理人員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