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盡管人生虛無的悲論如縷不絕，可是勸人執(zhí)著人生、愛惜光陰的教誨更是諄諄在耳。兩相比較，執(zhí)著當然比悲觀明智得多。悲觀主義是一條絕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虛無，想一輩子也還是那么一回事，絕不會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樂趣。不如把這個虛無放到括號里，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既然只有一個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向往的東西，無論成功還是幸福，今生得不到，就永無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緊迫的心情和執(zhí)著的努力，把這一切追求到手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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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味執(zhí)著也和一味悲觀一樣，同智慧相去甚遠。悲觀的危險是對人生持厭棄的態(tài)度，執(zhí)著的危險則是對人生持占有的態(tài)度。

所謂對人生持占有的態(tài)度，倒未必專指那種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行徑。弗羅姆在《占有或存在》一書中具體入微地剖析了占有的人生態(tài)度，它體現(xiàn)在學(xué)習(xí)、閱讀、交談、回憶、信仰、愛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經(jīng)驗中。據(jù)我的理解，凡是過于看重人生的成敗、榮辱、福禍、得失，視成功和幸福為人生第一要義和至高目標者，即可歸入此列。因為這樣做實質(zhì)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種占有物，必欲向之獲取最大效益而后快。

但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毋寧說，它是僥幸落到我們手上的一件暫時的禮物，我們遲早要把它交還。我們寧愿懷著從容閑適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讓過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占有了我們，使我們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還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凌駕于一切成敗福禍之上的豁達胸懷。在終極的意義上，人世間的成功和失敗、幸福和災(zāi)難，都只是過眼煙云，彼此并無實質(zhì)的區(qū)別。當我們這樣想時，我們和我們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個距離，反而和我們的真實人生貼得更緊了，這真實人生就是—種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體驗。

我們不妨眷戀生命，執(zhí)著人生，但同時也要像蒙田說的那樣，收拾好行裝，隨時準備和人生告別。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這樣一種執(zhí)著有悲觀墊底，就不會走向貪婪。有悲觀墊底的執(zhí)著，實際上是一種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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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一切深刻的靈魂都蘊藏著悲觀。換句話說，悲觀自有其深刻之處。死是多么重大的人生事件，竟然不去想它，這只能用怯懦或糊涂來解釋。用貝多芬的話說：“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憐蟲！”

當然，我們可以補充一句：“只知道死的人也是可憐蟲！”真正深刻的靈魂決不會沉溺于悲觀。悲觀本源于愛，為了愛又竭力與悲觀抗爭，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創(chuàng)造，貝多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深刻更在于，無論獲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內(nèi)心蘊藏的悲觀，因而終能以超脫的眼光看待這成功。如果一種悲觀可以輕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斷定那不是悲觀，而只是膚淺的煩惱。

超脫是悲觀和執(zhí)著兩者激烈沖突的結(jié)果，又是兩者的和解。前面提到金圣嘆因批《西廂》而引發(fā)了一段人生悲嘆，但他沒有止于此，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讀到他批的《西廂》了。他太愛《西廂》，非批不可，欲罷不能。所以，他接著筆鋒一轉(zhuǎn)，寫道：既然天地只是偶然生我，那么，“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于是，“以非我者之日月，誤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誤而供我之揮霍可也”?？傊?，我可以讓那個非我者去批《西廂》而供我作消遣了。他的這個思路，巧妙地顯示了悲觀和執(zhí)著在超脫中達成的和解。我心中有悲觀，也有執(zhí)著。我愈執(zhí)著，就愈悲觀，愈悲觀，就愈無法執(zhí)著，陷入了二律背反。我干脆把自己分裂為二，看透那個執(zhí)著的我是非我，任他去執(zhí)著。執(zhí)著沒有悲觀牽肘，便可放手執(zhí)著。悲觀揚棄執(zhí)著，也就成了超脫。不僅把財產(chǎn)、權(quán)力、名聲之類看做身外之物，而且把這個終有—死的“我”也看做身外之物，如此才有真正的超脫。

由于只有一個人生，頹廢者因此把它看做“零”，墮入悲觀的深淵。執(zhí)迷者又因此把它看做“全”，激起占有的熱望。兩者均未得智慧的真髓。智慧是在兩者之間，確切地說，是包容了兩者又超乎兩者之上。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統(tǒng)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虛無，又用“零”否定“全”，以約束貪欲，智慧走著這螺旋形的路。不過，這只是一種簡化的描述。事實上，在一個熱愛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真相的人心中，悲觀、執(zhí)著、超脫三種因素始終都存在著，沒有一種會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于它們此消彼長的動態(tài)平衡之中。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勞永逸徹悟人生的“無上覺者”，如果有，他也業(yè)已涅槃成佛，不再屬于這個活人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