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來，中國的通脹有其清晰的邏輯路徑：貨幣超量—資產泡沫—物價上漲。這是一個長期貨幣超量累積的過程，不僅僅是某一個時點貨幣超量了，因為這段時間是新中國經濟史上貨幣政策超寬松的時期。土地和房地產價格漲起來后，才通過相應的傳遞渠道向物價的各個領域擴散。這需要一個時間的累積，也決定了中國的通脹會成為一種長期壓力。

2003年以來，中國物價上漲主要由兩塊構成：城市服務性價格和食品價格。城市服務性價格上漲的貨幣邏輯是，地價和房地產價格暴漲直接驅動人工成本上漲，這就牽扯到經濟學上的“生存線”的概念。食品價格上漲的貨幣邏輯是，城市人工成本上漲，對應的是農業(yè)人工的機會成本上漲（經濟學概念）；同時農產品從種植出來到運抵城市的賣場，流通過程屬于大服務，所以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就上去了。

中國勞動力成本趨勢性上漲當然與中國人口結構拐點逼近相關。從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角度看，當經濟發(fā)展越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報酬會加速上升。因為現代工業(yè)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從傳統部門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了。有研究估算，今天中國農村剩余的青壯人工數量已不足5000萬。從人口紅利的角度看，中國15～65歲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將在2015年達到峰值。

由人口結構的拐點引發(fā)的工資上漲應該是一個均勻釋放的過程，可能會像沙丘一樣平緩，日本的經驗數據反映了這一過程。但中國勞工工資的上漲2006年以來卻像峭壁一樣陡峭，令人困惑。中國勞動力紅利的釋放完全有條件比日本更均勻、更持久一些，因為中國廣袤的國土和區(qū)域差異可以使這一過程有足夠的縱深，資方可以將工廠遷往內地，或用機器替代人工，但當下內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漲，所以薪酬上漲變成全局性的異常剛性。

劉易斯認為，一個國家在拐點之前也會出現工資上漲，這主要是因為維持“生存線”的工資水平上漲。低端勞工的報酬維持在城市基本生存保障的水平上，它決定著一個城市的物價水平。超量貨幣大量投向資本品以后，土地和地產價格近年來急劇漲起來，城鎮(zhèn)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就上去了，低端勞動者的報酬會被倒逼上漲。這是相對的，務工成本漲意味著務農的機會成本漲，于是又牽引著農產品必然趨勢性地漲。反轉過來，當工業(yè)的利潤變得越來越薄，就會有更多資金被從實體擠出進入虛擬，推動著資本品價格更快速度地漲，這是通脹自我實現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