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某些官員的一面軟弱一面頤指氣使，社會成員間自帶干糧的互害與自毀更讓人失望。有些時候，你只是秉持自己的良心與理性在表達一種觀點，然而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份“死刑判決”。而這也是我這些年的真實閱歷。當我談自由的時候，有網(wǎng)站以“西奴”的罪名將我推上絞刑架；當我談改良時，又被激進的“革命派”推上斷頭臺；當我談個體的具體命運，希望社會能夠公正地對待一個死刑犯的時候，又有數(shù)以千計的留言前來向我索命。雖然你可以寬心地說那只是些“胡言亂語”，但許多人因為種種“暴力話語”而對未來失去安全感，也是千真萬確的。

告別革命，同樣在日常的話語與行動中。知識分子必須學會謙卑，他應該是理性的奴仆，而不是真理的化身。他反對別人做君王的時候，也必須打掉自己心里的王冠。他必須告別內(nèi)心的暴力，因愛智慧而肩負道義，但又不被政治激情所淹沒，即朱利安·班達所說的“知識分子的背叛”。理性之路又是何其艱難，寫下《知識分子的背叛》的班達本人，當年曾是何等清澈——他說在二十世紀以前，人類雖然作惡，但是崇善；可是進入二十世紀后，知識分子發(fā)明了一套理論，使得政治家不但作惡，而且崇惡。然而，即便是他這樣一個小心翼翼的知識分子，一個在德雷弗斯案中堅持正義的法國良心，竟然在后來鬼迷心竅，為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辯護。

正是因為認同知識分子必須謙卑，1989年，捷克知識分子哈維爾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論壇”，制定8條《對話守則》，在街頭巷尾張貼，內(nèi)容是： 1.對話的目的是尋求真理，不是為了斗爭；2.不做人身攻擊；3.保持主題；4.辯論時要用證據(jù)；5.不要堅持錯誤不改；6.要分清對話與只準自己講話的區(qū)別；7.對話要有記錄；8.盡量理解對方。

你很難相信一個充滿話語暴力的社會是告別了革命的。溫家寶總理擔心“文革”再次發(fā)生，如果看到網(wǎng)上鋪天蓋地的話語暴力，你會發(fā)現(xiàn)，我們需要討論的根本不是“文革”會不會再來的問題，而是“文革”為什么沒有離去。

順我者友，逆我者“漢奸”；順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經(jīng)過上世紀漫長的“革命訓練”之后，今天的中國社會還沒有完全學會平等對話。按說，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需要派別平衡，然而在中國想找一個堅定且有底線的左、中、右派卻是很困難的。在這里，國家主義者冒充左派敗壞左派的名聲，復仇主義者冒充右派敗壞右派的名聲，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維讓左派消滅右派，右派消滅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滅中間派。人們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審美的觀點，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敵人。

2012年的方韓之爭，據(jù)說有夫妻因為意見不合還離婚了，但愿這不是真的。在此過程中，我真切地見證了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如何被污名化。當一些我平素非常尊重的知識分子、媒體評論員也開始滿嘴“公知”、“母知”以嘲諷他們所反對的人，與“公知”撇清，我看到這個自甘墮落、無善不摧的社會，又在互擲刀劍，自毀長城。

每個人道德未必相同，但總有共通之處，以彰顯人的高貴與神性，然而在許多公共討論中，道德也被污名化。堅守底線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認為是“搶占道德高地”。事實上，這個時代最流行的不是搶占道德高地，而是搶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審判崇高。

在這個國家，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須內(nèi)心堅定，必須經(jīng)得起各種無來由的謾罵。讀書人一生取經(jīng)，命當如此。我在微博上對灰心喪氣的朋友們說，你幾時聽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經(jīng)那條路，一切都是你應得的。你只管趕你的路，取你的經(jīng)。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錯，沒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