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在比較文學與比較美學中提倡“比較語義學”方法

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及東方文學交流史研究發(fā)展到今天，在豐富的研究實踐中矯正了來自西方的某些方法論的局限與弊病，形成了自己若干行之有效的方法論范疇，對此，我在《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特別是《比較文學系譜學》中有過總結與論述。隨著研究實踐的不斷推進，方法也需要不斷探索和更新，而方法的自覺更新，又必然推動研究上的創(chuàng)新。就中外文學關系史、特別是東方文學關系史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中外文學關系史及東方文學關系史研究，可以劃分為“點、線、面”三種類型?！包c”就是具體個案問題的研究，如日本學者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楊仁敬先生的《海明威在中國》之類，重在材料發(fā)掘與微觀分析，追求的“深度模式”；“線”就是許多個案在縱向時序鏈條上的關聯(lián)性研究，如錢林森教授主持的十五卷本《中外文學交流史》、王曉平先生的《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等書，重在歷史性的系統(tǒng)梳理，追求的“長度模式”；“面”就是空間性的、橫向的關系研究，如童慶炳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錢念孫先生的《文學橫向發(fā)展論》等書，重在理論性的概括與總體把握，追求的是“高度模式”。三種類型互為依存，相輔相成。其中，“點”的研究是全部研究的基礎與出發(fā)點，“點”的研究不足，“線”也無法連成，中外文學關系史就寫不出來，同時，相關的理論概括就缺乏材料的支撐，“面”就不成其“面”而流于支離空疏。只有“點”的研究積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系統(tǒng)的“線”性著作出現(xiàn)，才可能有總體性綜合性的“面”的理論著作問世。而隨著“點”的研究的不斷增多，又會不斷補充其“線”、充實其“面”，促進中外文學關系史類著作與相關理論概括類著作的更新與提高?？梢?，“點”的研究實最為基礎、最為重要。

“點”的研究很重要，“點”的研究方法的更新也很重要。但迄今為止，關于“點”的研究方法的探索與概括，最為不足。例如以兩個以上作品文本的審美分析為特征的“影響研究”，固然屬于“點”的研究，但這種方法如果缺乏明確的學術動機與問題意識，弄不好就會流于“大膽的假設”，而最終無法求證。對“中外文學關系研究”而言，有時不免失之于“虛”；美國學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主要在沒有事實關系的兩個以上的對象之間進行比較，也屬于“點”的研究，但這種“平行比較”的方法流行簡單化，而缺乏學術價值，它得出的結論很有許多難被“文學關系史”所采信。我國學者在“平行研究”基礎上修正而成的“平行貫通研究”法，不滿足于 X與Y兩個“點”的比較，而追求連點成線，所以它不再屬于“點”的研究方法的范疇。更不必說法國學派的以文獻實證為特色的“傳播研究”方法，則屬于“文學史”的研究方法的范疇，更適合于系統(tǒng)的文學發(fā)展史的研究。可見，在我國乃至世界比較文學學術史上，關于“點”的研究方法的探討，最為薄弱，問題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