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我遇到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羅德獎學金獲得者，他是香港大學的生理學教授林德塞·賴德（Lindsay Ride）。林德塞·賴德現(xiàn)為陸軍中校，英國陸軍團的領導人，主要負責通過“地下渠道”將情報從香港送出去。我提議在他與戰(zhàn)略情報處之間建立起共同使用出版物的合作關系。（戰(zhàn)后，在他擔任香港大學校領導時，我們成為親密的朋友，多次與他交談。有幾次我們一同待在副校長的住地，俯瞰山坡上的校園。）

到9 月中旬，我寫信給柯里博士：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中那些受過美國教育的自由主義類型的學者，是美國制度和科學標準的最佳典范，但他們仍然無法給中國帶來什么活力。對于共產黨問題這一真正的爭論點，他們多半是反對派。他們希望推動國家前進，但指不出具體方向。他們只是極其耐心地等待著中國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的自由教學的美好時光能夠重新回來。而這也許永遠不會發(fā)生了。

對于中國一片混亂的狀況，我思考我該做什么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會得出一個結論，即自己也會采取和共產黨同樣的做法。只有激進的方式才能推動社會向前發(fā)展。 1943 年9 月22 日，我再次寫信給柯里博士：

真正想要戰(zhàn)斗的人是那些希望喚醒大眾的人。我們采用的戰(zhàn)時政策是給予他們一些支持幫助，進入華北并成為革命者的朋友。因此首要的事情是派一名觀察員到北方地區(qū)。我希望戴維斯的想法能夠得到實施。[ 美國軍事觀察團即迪克西（Dixie）使團于1944 年7 月前往延安。]

一旦知識分子開始不受待見，與知識分子保持聯(lián)系的外國人就立刻有所覺察。至于我，則四處拜訪了一些關鍵性的人物，并將我的見聞記錄了下來，寄給大使館和威爾瑪，讓她在華盛頓分發(fā)出去。

作家與藝術家是最不可能跳槽成為官員的人，然而他們歷來必須依靠官方支持來維持生活。1938 年第二次統(tǒng)一戰(zhàn)線進入尾聲后，許多有創(chuàng)作才能的人被安排到重慶，掛個閑職并配給糧食補貼。其中，多才多藝的郭沫若是代表人物，在名人傳記詞典中，他被恰當地稱為“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創(chuàng)造社領袖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學巨匠。他曾在日本學醫(yī)，20 世紀20 年代，成為創(chuàng)造社的核心分子，自此聲名遠揚。他是一位共產黨員，曾為北伐出過力。1927 年至1937 年，他在日本從事考古學研究，這使其在西方學術界享有盛名。1937 年7 月他逃離日本，為國民黨當局接納，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兩年后，他被迫離開現(xiàn)役軍事工作，組建了文化工作委員會。事實上，這個委員會更像是一種限制行為的圍欄，已有很多知名作家被圈在里面。假如他們離開這里前往延安，將會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造成一場災難。這樣，三大主要成員——胡風、茅盾以及沈志遠也以委員長邀請的名義從香港被哄騙回來，其中，為了讓胡風留在重慶，專門提供給他每月2000 元的津貼……當局認為絕不能讓他們完全自由地活動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