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的青年時期，正是中國走向半殖民地的沉淪年代。先進的知識分子，痛感民族危亡，朝不保夕，積極倡導維新變法，企圖挽救民族于危難之中。1897年，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等維新派人士在長沙創(chuàng)辦了時務學堂，聘梁啟超為總教習，并設立“南學會”，出版《湘學新報》和《湘報》，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廣大的知識分子大都卷進了這股熱潮之中，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楊度也不例外。當他會試落第后，一方面痛感清廷的腐敗，曾上書朝廷，要求參加甲午戰(zhàn)爭；一方面積極投身革命浪潮，如饑似渴地學習維新派介紹到中國來的新學，廣泛地閱讀了從哲學到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各種新書，想從中尋求救國的真理，把自己從國家和個人前途的雙重苦悶中解脫出來。當時的頑固派思想頑固，對所謂的新學持排斥態(tài)度，新舊之間的斗爭非常激烈。楊度的老師王闿運就是頑固派的頭目，對楊度接受所謂的新學非常不贊成，因此，師生間出現(xiàn)了思想矛盾。

1902年，楊度瞞著老師王闿運自費去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師范速成班。（弘文學院是當時日本政府文部和外交部聯(lián)合主辦，由外交部主持的一所專收中國留學生的學校。校內(nèi)設教育科，分速成和普通兩班，日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主持其事。）受留日學生影響，楊度日趨激進，上課之余主編《游學譯編》月刊，并為了獲得辦刊經(jīng)費回國。

1903年，由四川總督錫良舉薦，楊度參加朝廷舉辦的經(jīng)濟特科考試，初試名列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叫梁士詒的廣東人）。考試揭榜后，慈禧太后向軍機大臣征詢對經(jīng)濟特科錄用人才的意見。軍機大臣因與閱卷大臣張之洞有矛盾，于是趁機說，梁士詒的名字與康有為（又名祖詒）、梁啟超的姓名各一字，有人說他是“梁頭康尾”。平時就很嫉恨康梁新黨的慈禧太后甚為惱火，因而誤認為梁士詒是康梁的同黨，于是決定不予以錄用，并下令查辦閱卷大臣張之洞。楊度因為與梁士詒是同科錄取，加上他在試卷中又大談新學，于是也被認為是新黨分子，遭清政府拿辦，楊度只好在家避難。

不久，楊度又去了日本留學，進了法政大學速成班，這也是一個專收中國留學生的學校，學習期為一年，專攻各國憲法與政體學。期間，楊度努力汲取西方民主思想，寫了不少介紹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他還仿照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歌詞激勵少年愛國之志，豪情奔放，讓人聽后熱血沸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