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亞述和周朝以來的落后統(tǒng)治者一樣，歐洲的國王們有效地經營著他們的勒索保護費組織，但是他們的管理甚至比多數(shù)前人更加混亂。城鎮(zhèn)、貴族、君主和教會人員不斷地互相干涉，并且由于缺少真正的中央權威組織，爭端幾乎不可避免。比如公元1075年，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宣稱他擁有德國所有主教的任命權。他的目的是改革教會領袖的道德操守，但是由于主教控制著德國大片的土地，這個舉措也起到了其他的作用，它使格雷戈里掌控了德國許多的資源基地。德國國王亨利四世在恐慌中回應，他宣稱他是信仰的守護者，并且有權將格雷戈里免職。他堅稱：“現(xiàn)在，不再是教皇，而是我，亨利，托天之佑，和所有的主教一起向你們宣布：免職！免職！”

然而，格雷戈里非但沒有被免職，反而將亨利驅逐出基督教會。從實際意義來說，這意味著德國的封建地主能夠在法律上無視其統(tǒng)治者。因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事無成，亨利不到一年時間就淪落到極其凄慘的地步，他要赤著腳在阿爾卑斯修道院之外的雪地里跪三天以祈求教皇的原諒。他這么做了，但隨后又與教皇開戰(zhàn)。這是一場沒有勝負的戰(zhàn)爭。教皇格雷戈里在他的雇傭兵洗劫羅馬之后，沒有錢支付給雇傭兵，因此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而國王為躲避親生兒子的追殺，在逃亡過程中自殺。這個神學爭議從未真正解決。

11世紀的歐洲充斥著這種亂成一團的掙扎，但是隨著這些爭端被解決，組織機構的實力逐漸強大，責任范圍也日漸清晰。國王越來越多地在領土上進行組織、調動和征稅。一位史學家將這一過程稱為“一個迫害社會的形成”：官員們說服人民，視自己為國家明確界定的一部分（英國人、法國人等），而非其他部分—即流放者，諸如猶太人、同性戀、麻風病人和異教徒，這些群體首次被系統(tǒng)性地排除在國家保護之外，并且受到恐嚇威脅。在這種不甚愉快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有效國家。

其他史學家對這個過程評價較高，稱之為“教堂時代”，因為令人心生敬畏的紀念碑散布于整個歐洲。1180~1270年期間，僅法國就建造了80座教堂、500座修道院以及數(shù)萬座教區(qū)教堂。當時，從采石場采集了超過4 000萬立方英尺的石料，遠遠超過了埃及金字塔所用的石料數(shù)量。

隨著羅馬帝國一起衰敗的還有西歐的學術水準，而且只有在查理曼統(tǒng)治之下的法國得以部分恢復。然而公元1000年后，教師開始在新建大教堂周圍聚集，并且像伊斯蘭世界的獨立法學者一樣建立學校。赴伊斯蘭世界的西班牙學習的基督徒們帶回了阿拉伯宮廷學者珍藏了幾個世紀之久的亞里士多德關于邏輯的論述翻譯。這一切充實了基督教的精神領域，幫助神學家以9世紀馬蒙統(tǒng)治下的巴格達神學家那樣復雜的方式看待上帝，但是這也在受過教育的精英團體中制造了新的矛盾。

在這一問題上，彼得·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比任何人都清楚。作為一個涉足新的知識領域的聰慧的年輕人，阿伯拉爾在1100年左右開始在巴黎為人所知。他不斷地轉學，并且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為難他的那些迂腐學究派的老師，借此羞辱他們。誠實正直但是單調乏味的老師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事業(yè)陷于崩潰，因為二十幾個像阿伯拉爾一樣的學生運用他們如刀鋒般鋒利的辯論技巧，將慣例習俗（可能是每個人靈魂的歸宿）變成重重疑團。阿伯拉爾自我感覺極其良好，于是建立了自己的學校，引誘了他的學生海洛薇茲（Heloise），并使之懷孕。海洛薇茲的家族顏面盡失，對他進行了報復。阿伯拉爾羞恥地說：“一天晚上，當我正在熟睡時，他們切下了我用來做那件事情、他們厭惡至極的器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