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或殖民地分離運動本身并不是致命的傷害，丟失一兩個地方，老牌的君主政體依然可以生存下去。英國是殖民地自治運動的主要受害者，盡管發(fā)生了美國獨立革命，但由于它未遭受舊體制衰弱之苦，所以它仍一如既往，穩(wěn)定而有活力。完全基于國內因素而使權力發(fā)生重大轉移的地區(qū)幾乎是不存在的，使得形勢發(fā)生突變的通常是國際競爭。

因為只有國際間的競爭，即戰(zhàn)爭，才能檢驗一個國家的國力，非此不能。當通不過這項檢驗的時候，國家便會發(fā)生動搖、解體，甚或垮臺。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有一項重要的競爭主宰著歐洲國際舞臺，并且處在全面戰(zhàn)爭周期性爆發(fā)的中心——1689～1713年、1740～1748年、1756～1763年、1776～1783年，以及與本書所述時期有部分交疊的1792～1815年。那就是英法之間的沖突，從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新舊統治體制之間的沖突。對法國來說，雖然它的貿易和殖民帝國的迅速擴張引起了英國的敵意，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最為強大、最為杰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一言以蔽之，它是一個典型的、貴族式的君主專制國家。沒有其他事物能比英法這兩個大國之間的沖突更能活生生地反映新社會秩序對舊社會秩序的優(yōu)越性。因為英國不僅是沖突的贏家，而且除了其中的一次以外，所有戰(zhàn)事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英國人輕而易舉地組織戰(zhàn)事，從財力物力上保證戰(zhàn)爭的進行。而在另一方面，盡管法國地廣人眾，而且從潛在資源上看，比英國更為富有，但是，法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發(fā)現自己力不從心。法國在七年戰(zhàn)爭（1756～1763年）失敗之后，北美殖民地的反叛，給法國提供了一個反敗為勝的機會，法國抓住了這個機會。的確，英國在隨后的國際沖突中遭到了慘重失敗，喪失了它在美洲殖民地中最重要的部分。法國，這個新生美利堅合眾國的同盟國，也因此而成為勝利者，但是其付出的代價卻極為昂貴，法國政府的國際困境不可避免地使它深陷于國內政治危機之中。六年之后，法國大革命（從危機中）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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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只是初步概述了雙元革命前夕的世界，掃視了歐洲（更確切地說是西北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關系，接著便該結束此一概述。歐洲（及其海外勢力、白人殖民者社會）對于這個世界在政治、軍事上的絕對統治，應該是雙元革命時代的產物。18世紀后期，許多非歐洲的大國和文明顯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地面對白種商人、水手和士兵。偉大的中華帝國當時在清王朝的統治下，處在鼎盛時期，天下無敵。如果說有什么文化影響的潮流是從東向西而來，那就是，歐洲的哲學家們在思索完全不同但顯然具有高度文明的東方教訓，而藝術家和手工藝人則要在他們的作品中體現常常未被理解的遠東主題，使東方的新材料（“瓷器”）適用于歐洲大陸。伊斯蘭國家（像奧斯曼）雖然受到其歐洲鄰國（奧地利，尤其是俄國）不斷的軍事打擊，但它們還遠不是毫無用處的龐然大物，它們要到19世紀才變得如此。非洲實際上仍未受到歐洲的軍事滲透，除了好望角附近的幾個小地方以外，白人的活動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

但是，已經迅速擴大，而且日益迅猛擴張的歐洲貿易和資本主義企業(yè)，逐漸破壞了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社會秩序。在非洲，通過空前加強的殘酷的奴隸貿易；在印度洋周圍，借由相互競爭的殖民大國滲透；在近東和中東地區(qū)，則是靠著貿易和軍事沖突，使當地的社會秩序產生破壞。歐洲人直接的軍事征服，已經開始大為超出16世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17世紀的北美白人殖民者在早期殖民化過程中早已占領的地區(qū)。英國人的殖民事業(yè)獲得了重大進展，他們在印度的部分地區(qū)（尤其在孟加拉），已經建立起直接的領土控制，實際上推翻了莫臥兒帝國（Mughal Empire），這是一個將使英國殖民者在本書所述時期內變成全印度的統治者和管理者的重要進程。已經變得較為虛弱的非歐洲文明，當它們面臨著比自己優(yōu)越的西方技術和軍事力量時，它們的結局可想而知。在世界的歷史上，一小撮歐洲國家和歐洲資本主義勢力，在一直被人們稱為“達·伽馬時代”（Age of Vasco da Gama）的四個世紀里，建立起對整個世界的絕對（盡管現在看來顯然只是暫時的）統治，這個時代的黃金時期已指日可待。雙元革命即將使歐洲人的擴張所向披靡，雖然它也為非歐洲人世界的最終反擊提供了條件和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