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會中沒有人懷疑，法律在限定違反人權行為的含義時，是有一定武斷性的。但是，立法部門顯然感到有必要將處理的問題控制在可以應付的范圍之內(nèi)。賠償本可以追溯到遠遠早于1960年的時期，比如到1948年，即國民黨首次掌權，開始進行瘋狂的種族主義立法，試圖通過有系統(tǒng)地剝奪大部分南非人的基本人權，使他們在自己的國土上淪為二等公民的時候。然而，我認為議會的決定是極為明智的，為我們完成任務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機會。它也保證了避免整個國家長期被處理過去之事牽扯精力，不得脫身，最終影響和平過渡進程。

我們也根據(jù)同樣的道理向政府建議，應實行我們所說的受害者“封閉式名單”，只有向委員會提出申請的受害者，才有資格得到賠償金。我們指出，大規(guī)模宣傳活動已經(jīng)使人們了解自己有作證的機會，而得到賠償?shù)娜藨撌悄切┐_實作過證或者提交了陳述的人。如果在無法估計究竟有多少受害者的情況下政府就承諾給予賠償金，局面可能難以收拾。

任何人都沒有對賠償?shù)闹匾饬x抱任何幻想。司法部長杜拉赫·奧馬爾領導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他在我們提交《報告》后的辯論中正確指出，我們是一個受害者的民族，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一個幸存者的民族。他還建議考慮給予集體賠償，因為有時受到更大傷害的不是個人而是群體。大部分理智的人都會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我堅持認為，應盡一切可能保證有權得到個人賠償?shù)娜瞬槐贿z漏。畢竟，他們已經(jīng)放棄了損害賠償?shù)脑V訟權利，不能讓他們再作出過分的犧牲了。

我們委員會的人往往對來到我們面前的人備感慚愧，因為他們的期望和要求常常是那么謙卑?！拔夷懿荒芙o我的孩子立塊墓碑？”“委員會能不能幫忙找到我兒子的尸骨，哪怕是一塊骨頭，讓我們?yōu)樗苍?？”“能不能幫我讓我的孩子上學？”如果我們讓他們失望，連這些可憐的要求都不能滿足，那該是多么悲哀的事。我們深知政府資金承受的壓力，但必須作出令人痛苦的艱難選擇。

委員會也建議用倒下的英雄命名街道和學校，修建具有紀念意義的公共設施，如診所、社區(qū)中心和娛樂場所?，F(xiàn)在這一切已經(jīng)開始。我們還認為應該建立紀念碑和紀念堂，緬懷為我們帶來自由的人們。這些建筑應盡量具有包容性，應幫助我們積極地而不是懷恨地記取過去；紀念堂不應離間我們中的一些人，而應促進恢復與和解的進程；應該讓記憶在我們?nèi)淌芰酥荚诜至盐覀?、散播敵意與不合的一切后，把我們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我希望當我們發(fā)現(xiàn)我們的確是一個五彩繽紛的國度時，我們能學會慶祝讓我們團聚一堂的時刻和事件，慶祝歷史性的大選、曼德拉就任總統(tǒng)或是我們在世界杯或非洲國家杯足球賽中的勝利。

1　南非憲法法院，案卷CCT 117/96號（1996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