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說過這樣的話：

傅涇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兒子、同伴、秘書和聯(lián)絡官。我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別是在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方面，應該歸功于他的地方，也許甚至比我自己意識到的還要多得多。[1]

司徒雷登逝世后，傅涇波挽之以聯(lián)，有謂：

數(shù)十年耳提面命，形影相隨，侍藥意未周，一朝馭駕西方，能不椎心泣血淚。[2]

傅涇波的次女傅鐸若也說：“父親一生的歷史是和司徒博士相伴的歷史。”[3]而傅涇波晚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人員何迪的協(xié)助下完成了兩個章節(jié)的口述回憶，題目就叫《我與司徒雷登》。

所以，要了解司徒雷登，就必需了解傅涇波。

傅涇波（1900—1988），出生在一個滿族貴族的家庭。歷史上，清太祖努爾哈赤首創(chuàng)滿洲八旗，其后清太宗皇太極復增編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八旗的特點是兵民、政軍、戰(zhàn)耕結合。滿洲八旗依次為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藍、鑲藍、正紅、鑲紅，而其中前三種為地位最高貴的“上三旗”。傅涇波的家庭屬于正紅旗，品秩上雖較正黃、鑲黃、正白要低，但也屬于跟著努爾哈赤打天下的一輩了。

傅涇波的祖父被封為鎮(zhèn)國公、建威大將軍，這是他與“拳匪”打仗時以軍功得來的，后來擔任過甘肅鎮(zhèn)守使。傅涇波是家中的長孫，因此自幼被家庭所寵愛。他6歲時曾被祖父帶入紫禁城中，覲見當權的慈禧太后，并被慈禧賜名“永清”，意思是“永遠清正”。

傅涇波的父親傅瑞卿在晚清宣統(tǒng)年間（1909—1911）曾擔任過順直諮議局的議員。諮議局是清末新政的產(chǎn)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是其設立的目的。作為議員，傅瑞卿的思想較為開明，贊成清末新政中改革派提出的“弭平滿漢畛域”的主張。為此，在諮議局提出議案：“取消滿漢畛域，以促進滿漢平權。”清帝遜位，民國肇建，他又續(xù)任直隸省議員，后棄政從商。因工作關系，他與不少西方人有過接觸，由于不善理財而使家道中落，最后加入基督教，成為一名基督教徒。在這一點上，父親傅瑞卿對傅涇波的影響可能是很大的。傅涇波的幼子傅履仁日后是這樣介紹其祖父的：

祖父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雖然是地道的滿族，但他對清末腐敗很痛心，后來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辮子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許父親再娶旗人，我們在外也從不說自己“在旗”。[4]

作為八旗子弟，傅涇波幼年在家隨師讀“四書五經(jīng)”，后入美國教會辦的北京匯文中學，中學畢業(yè)后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林孟熹在《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一書中說，少年時代的傅涇波給人的印象是機智活躍、任俠好客，“他很喜歡結交朋友，也善于結識朋友，更樂于為朋友效力”。傅涇波這種自幼俱存的個性，可能也是他日后得到司徒雷登賞識的一個因素。

由于家庭的關系，傅涇波年輕時就結識了三位中國北方的政壇要人。一為“南北二孫”之“北孫”的孫洪伊。孫洪伊（1870—1936），字伯蘭，天津人，晚清與傅瑞卿同為順直諮議局議員，時人謂其雖然“為人木訥，拙于詞令”，然而“輕財守義，重然諾，頗有燕趙俠士風”。任議員時，親率各省代表來京師請開國會立憲，至是聞名于時。民國二年（1913），孫洪伊當選為國會眾議員，組建民立黨，反對袁世凱稱帝。后入段祺瑞內(nèi)閣任內(nèi)務總長。旋南下護法，加入孫中山護法軍政府，亦任內(nèi)務總長，頗為孫中山所倚重，時人又以“小孫”目之，以別于孫中山之“大孫”。

由于孫、傅兩家是世交，故孫洪伊對傅涇波這位世侄的聰明與機智十分欣賞，驚異于其深厚的國學根底，而傅也稱孫為“我的教父”（my godfather）。在孫洪伊的影響下，傅涇波得以結識一批名流人士，也練就了一手官式文章。

另一位為孫中山的廣東香山（今中山）同鄉(xiāng)、清政府派赴美國百名幼童留學生之一的蔡廷幹。蔡廷幹（1861或1863—1935），字耀堂。進入民國，任袁世凱的高等軍事顧問、英文秘書長。1926至1927年一度署理北洋杜錫珪內(nèi)閣外交總長。傅涇波從蔡廷幹處提高了自己的英文口語水平，蔡廷幹也利用傅涇波嫻熟的國文根底幫助自己處理中文信件。

第三位是李石曾。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河北高陽人，他是晚清軍機大臣李鴻藻第四子，李家與傅家為世交。1902年，李隨孫寶琦赴法國，從事大豆研究，又研究無政府主義學說。作為清廷官宦子弟，李卻反其道而行之，投身反清革命，1906年，他經(jīng)在法人士張人杰（字靜江，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yè)頗有贊助者）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貒院?，又在天津組織革命團體京津同盟會，并在北京創(chuàng)立華法教育會、留法勤工儉學會，在家鄉(xiāng)開辦高陽縣布里村留法預備學校。1917年底，擔任國立北京大學生物學及社會學教授，后來又在北京創(chuàng)辦了私立中法大學，北京易名北平后的1928年，任北平臨時政治分會主席。

按照林孟熹的說法，李石曾“是除司徒雷登以外，對傅涇波一生影響和幫助最大的人”。[5]主要表現(xiàn)在傅涇波后來與國民黨高層人士所建立的關系，基本上都是通過李石曾所建立的。盡管李是“反基運動”的倡議者，而傅是一位基督徒，但卻并沒有妨礙二人成為情同手足的忘年之交。

傅涇波長于交際。在北京大學就讀期間，他結交了胡適、陳獨秀、吳稚暉、李大釗、瞿秋白、周恩來、孔祥熙等人，還在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的引見下，去紫禁城見了這位清遜帝。傅涇波后來說：“我有很多機會成為共產(chǎn)黨人。我很多朋友是共產(chǎn)黨人，但我拒絕像他們那樣，因為我深受美國個人主義及基督教導的影響。我不可能成為一個革命者，因為我信奉非暴力。”[6]

由于傅涇波的父親傅瑞卿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使傅涇波對基督教也產(chǎn)生了興趣。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常常參加北京和天津兩地的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并且是其中查經(jīng)班的成員。

1918年秋，傅涇波陪同父親去天津參加全國基督教青年會大會，當時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學院的司徒雷登應邀在大會上用中文（確切地說是帶著杭州口音的中國話）作了演講，他的這次演講給傅涇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雷登后來回憶說：“雖然他（指傅涇波）聽不懂我的南方話，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著一種神圣的光芒。”而傅涇波后來對其子女們也說過，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是“基督化身”，他對司徒雷登的愛甚至超過對他親生父親的愛。

1919年，司徒雷登赴北京就任燕京大學校長，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愛德華茲的介紹下，傅涇波與司徒雷登結識，一個是中國19歲的北京大學學生，一個是美國43歲的正在組建中的基督教燕京大學校長，就這樣開始了長達44歲的忘年之交。

次年，傅涇波從北京大學轉(zhuǎn)學到燕京大學，一邊讀書一邊為司徒雷登做事。他說：“我從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過教堂，但是他的榜樣卻喚醒了我應該成為一個基督徒，而不要再無目的地在周圍游移。”

司徒雷登對傅涇波的認識是敏銳的，他看中了傅涇波在政治上特有的潛能。他認為，傅涇波“似乎從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繼承了一種政治上的才智，并生來就有一種通曉官場心理學的本能”。[7]

1922年，傅涇波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施洗，成為一名基督教徒。

1924年，司徒雷登作為主婚人，為傅涇波主持了結婚典禮。妻子劉倬漢（Sarah Fugh，1898—1996），河北昌黎人，昌黎位于冀東，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以“郡望昌黎”而稱“韓昌黎”。后為傅涇波好友的留法學生，曾任中法大學代理校長的李書華也是昌黎人。劉倬漢是一位漢族基督教徒的女兒，比傅涇波年長三歲，先后就讀于教會辦的貴貞女中和慕貞女中。有趣的是，兩人的父親是北京燈市口基督教查經(jīng)班的好友，成親之事，是奉家長之命而行的，婚后，相親相愛六十三載，育三女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