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二十年的眷村生活對您今天的最大影響是什么？哈佛大學那幾年的博士學習呢？現(xiàn)在走向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結(jié)合應該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吧？

王明珂：眷村生活給我最大的影響便是叛逆，后來在我的學術(shù)生涯中，我一直是各種典范的叛逆者。眷村人來自各方，大家都離開了本鄉(xiāng)本土，大多數(shù)家庭都沒有年老長輩，許多傳統(tǒng)價值在眷村中便松動了。

在哈佛，我所習得的是規(guī)范，英國體系規(guī)范的人類學知識：經(jīng)濟人類學、親屬體系、游牧社會、考古人類學以及當時較新潮的族群理論，等等。從資深教授如湯拜耶（Stanley Tambiah）等人那兒，我們能學習到人類學的整體圖像，從當時較資淺的Thomas Barfield 、James Watson 等教授那兒又能習得一些新的研究趨向。最好的是，任何教授的課都要求廣讀民族志，也就是人類學家對個別民族的社會文化描述。我走向歷史學和人類學結(jié)合的研究，基礎(chǔ)是在此時建立的，但溝通二者的社會學、心理學的社會記憶理論，卻是博士論文階段后期自己開始研讀的。

燕舞：加入史語所最初的三年并不像今天這么風光，那三年“困學”時期是怎么熬過來的？

王明珂：那時，雖然我已完成大學及研究所的基本歷史學訓練，但對“歷史”特別是“民族史”仍感到很困惑，甚至懷疑我們?yōu)楹我芯繗v史。我所服務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講究的是史料的考據(jù)、排比，讓材料自己說話，因此我的思慮被認為是不必要的。那三年期間，我投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稿，全部未經(jīng)審查便被退回。然后，我被迫再精研及更廣泛地閱讀史料。雖然那三年里我十分痛苦、挫折，但我對問題的思考困頓，讓我在讀博士時像擠干的海綿突然被浸在大海里；我廣讀史料，又讓我在接觸到任何理論時不致陷入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