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早上八點半到晚上五點，西風的兩臺火化爐每天要處理六具尸體（每臺各三具）。趕上高峰期，一周可以火化36具。而每次“上門服務”至少需要45分鐘，如果服務地點在海灣大橋的另一頭，花的時間就更長。理論上，克里斯和我應該天天在外面奔波?？死锼勾_實經常往外跑，主要是想躲著麥克，不然就得給他跑腿，取個死亡證明或者到郵局辦事什么的。我基本都待在火化間，一心一意地火化尸體?，F在很少有人選擇在家臨終，因此大多數斂收尸體的情況不用兩個人出面。

把醫(yī)院作為臨終場所其實是一個相對新的理念。19世紀，只有孤苦無依的可憐人才會在醫(yī)院死去。鑒于此，人們都愿意在親友的陪伴下，于家中撒手人寰。到了20世紀初，仍有85%的美國人選擇在家中離開人世。

直到20世紀30年代，“醫(yī)學化死亡”的概念才出現。醫(yī)院數量不斷擴大，把人們從可怕的死亡場景中解脫出來。過去，宗教人士為臨終之人送行，并引導親屬走出悲痛，如今則由醫(yī)生陪伴病人度過生命的最后時刻。醫(yī)學解決生死問題，與能否上天堂無關。醫(yī)院把死亡衛(wèi)生化、規(guī)范化。在醫(yī)學專家看來，公眾并不適合參與其中，因為——借用死亡歷史學家菲利普·阿雷茲的話來說——死亡是“一副令人作嘔的景象”。于是，人們把“彌漫著尿騷、汗液和腐敗等混合氣味，床單上沾滿污穢”的房間視為禁忌，堅決不踏進去一步。而醫(yī)院正是在不冒犯生者的前提下，允許死亡回歸它的本來面目。

我上高中的時候，學校暗示我們，如果暑假期間沒有完成規(guī)定的志愿服務時數，我們就上不了大學，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以失敗者的身份孤獨終老。于是高一那年的暑假，我決定去火奴魯魯市中心的“女王醫(yī)院”當志愿者。我不吸毒，成績也不錯，工作人員核實信息之后，拿給我一件丑陋的亮黃色polo衫和一個名牌，讓我去志愿者辦公室報到。

你可以選擇醫(yī)院里的兩個部門進行志愿服務，每周輪換一次。禮品部和婦產科都是大熱門，但對我沒什么吸引力。我可不想跟寫有“早日康復”字樣的氣球和吱哇亂叫的嬰兒待在一起，不然整個暑假都會陷入一種讓人倒胃口的傷感情懷。我的第一選擇是重癥加強護理病房（ICU）的前臺，幻想著護士給傷員擦拭額頭的柔情一幕——就是二戰(zhàn)中經常出現的那類畫面。

然而ICU遠沒我想象的刺激。他們才不會讓前臺一名高中生加入到搶救病人的行列。于是，我只得坐在那里，看著心急如焚的家屬在等候室里進進出出，不是去上廁所，就是去給咖啡續(xù)杯，我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

我的第二個選擇就明智多了。物流部的工作很豐富，例如把郵件和備忘錄發(fā)往各個病房，幫剛出院的老奶奶推輪椅。除此以外，物流部還負責把逾期未領的尸體轉移到地下室的太平間。這簡直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部門里的正式員工不太理解我這種熱情，但只要出現“黑色指令”，有尸體需要轉移時，他們都會很大度地叫我過來。

現在回想起來，這家醫(yī)院實在是不可思議——“沒問題，雖然你只有15歲，但我們同意你搬尸體。”我不敢相信他們會讓小志愿者做這種事。不過我后來一想，他們一開始確實不太情愿，但經不住我的百般哀求，最后勉強同意了。

我的直接領導叫凱普，年紀不大，是夏威夷本地人。他看了看顯示屏，操著濃重的口音對我說：“啊，凱特琳，你能去莆阿喜病房把山崎先生帶出來嗎？”哦，當然，我求之不得呢。

我和凱普來到山崎先生的病房。山崎先生蜷縮在一塵不染的病床上，已經停止了呼吸。他看起來像一具博物館里的木乃伊，皮膚顏色很深，像塊棕色的牛皮。因疾病和衰老的緣故，他全身干巴巴的，體重還不到90磅。不管是我還是凱普，一個人用一只手就能把他抬到擔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