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秋天，爺爺去世了。爺爺去世的時候不是躺著的，父親拿一床被子墊在他背后，爺爺就這樣彎著腰，半坐在那兒，永遠和我們告別了。

爺爺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鐵路旁。每次坐火車路過那里，我都會到窗口去看望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墓地周圍蓋起了樓房?，F(xiàn)在我坐火車路過時，再也看不到他們的墓地了。

我小時候非常調(diào)皮膽大，經(jīng)常帶著小伙伴們上房掏鳥蛋，下河抓魚蝦。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廠30米高的煙囪，被母親發(fā)現(xiàn)。我坐在煙囪上，遠遠看見她往這邊跑，立馬下來，溜得不見蹤影。為此，我沒少挨父親揍。父親的教育方式很傳統(tǒng)，“棍棒之下出孝子”“頭懸梁錐刺骨”之類的話，他沒少跟我講。

我的一個小學(xué)老師經(jīng)常來我家做家訪，她每來一次，我都得挨父親一次揍。班上還有一個跟我家一樣窮的孩子，他也經(jīng)常因為老師家訪挨揍。那會兒，學(xué)校沒有少先隊，只有“紅小兵”。除了我倆，班上其他同學(xué)都是“紅小兵”。

1976年夏，我們小學(xué)畢業(yè)了。開完畢業(yè)典禮，老師把我和那個孩子叫到辦公室：“我宣布，你們倆從今天起是‘紅小兵’了?！碑敃r學(xué)校里已經(jīng)沒有別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個人知道，我們倆也是“紅小兵”。就這樣，我小學(xué)畢業(yè)了。

我的中學(xué)老師里，有一位教英語的印尼華僑。有一次學(xué)校開運動會，要求男同學(xué)一律穿白襯衣、藍褲子。那時候社會上流行“的確良”布料，很多同學(xué)都用這種布料做了白襯衣。父親為省錢，用農(nóng)村織的粗白布給我做了件襯衣，還用漂白粉漂白了。

這位華僑老師看到全班就我一個人穿了這樣一件白襯衣，在冷嘲熱諷后居然踢了我一腳，讓我站在隊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擊，處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沖上去揍他一頓。

從那以后，我有了退學(xué)的想法。最后還是班主任謝老師做我父親的工作，我才上完中學(xué)。

1983年，我中學(xué)畢業(yè)后，在玻璃廠的待業(yè)中心打工。當時有個朋友喜歡攝影，花700多塊錢買了一臺理光5相機，那時候我常和他騎車去龍門石窟、白馬寺、關(guān)林廟拍照。那年代不稱“攝影”稱“照相”，大家把照相館的師傅也稱為“照相的”。沒有想到，我第一次發(fā)表的作品是用借來的相機拍出的。

1984年，我也花700多塊錢，買了一臺瑪米亞單反相機，開始自己沖洗照片，在報刊上發(fā)表更多作品。1989年，因為沒錢結(jié)婚，我把這臺相機賣了。結(jié)婚兩年后，我又買了人生中第二臺相機：美能達700。

起初，我常在田間地頭，還有車間里、馬路上尋找題材，用鏡頭喚醒兒時記憶中的畫面。慢慢地，對攝影的興趣轉(zhuǎn)換為內(nèi)心深處的熱愛。攝影開始成為我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我開始接觸到一些攝影大師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薩爾加多（Sebasti?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國家地理》雜志上看到一組“喜馬拉雅采蜜人”的圖片，心靈深處感到強烈的震撼——原來攝影師還能用如此罕見的視角，傳播人類的生存精神！于是我決定，我也要做這樣的攝影師。

我義無反顧地從工廠辭職。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20世紀90年代，我開始大量拍攝專題圖片。一年時間里，我拍光了兩千多個膠卷。

1992年，我和幾個愛鉆山溝的影友來到河南新安縣峪里鄉(xiāng)，發(fā)現(xiàn)這里都是石頭蓋的房子，人們還保持著原始的生活習(xí)慣。這里有血參、天麻、五靈脂等珍貴藥材，都深藏在懸崖峭壁上。我認識了以采藥為生的于青發(fā)，他和同伴們身系繩索，攀援在絕壁之上，出沒于黃河兩岸的大山之中。從1992年起至今，我每年都會和于青發(fā)他們進一次山。每次下懸崖拍攝時，他們都用碗口粗的繩子綁著我，并且總是他們先下我后下，極力保證我的安全。當時我就是想近距離拍出最真實的相片。一個攝影師想要有好作品，必須有直面生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