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眼下所有白人的世界里，社會階級的鴻溝反倒比國家間的鴻溝深。其實，思想這東西最具國際性，任何有教養(yǎng)的人，無論哪個國家，都與白人世界的其他有思想的人有長久的接觸。我所說的僅限于白種人，甚至都不能包括印度人，因為對他們來說，歐洲的文化是附著物，是對統(tǒng)治民族的模仿。在白種人里，受過教育的人大都相似，即使語言不同，也能一見如故。各個國家有各自的特征，也有偏見。但任何歐洲國家或美國的中產(chǎn)階級人士，其重大的想法、傳統(tǒng)的情感和行為舉止大都相近。貨真價實的上層階級是沒有了。

問題的關(guān)鍵是，歐洲文化中的所有人，他們的思想內(nèi)容幾乎是同質(zhì)的，他們的思維方式也十分相似。事情無論大小，無論國內(nèi)事務(wù)還是國際金融，國內(nèi)商務(wù)還是世界大戰(zhàn)，一遇到什么事，每個國家的表現(xiàn)都和別的國家相差無幾，甚至想法雷同，眾口一詞，行為如出一轍。

我再說一遍，這就是中產(chǎn)階級歐洲的同一性。今天，全世界只有兩個階級：中產(chǎn)階級和勞動階級。

他們之間的罅隙不是垂直的，而是橫向的，而且只有一條分界線。中產(chǎn)階級已經(jīng)將上流階級完全同化。連國王也只能算資產(chǎn)階級里的“精華”。分界線是橫向的，它橫向切斷了整個文明世界，將人類分成兩層：上層和下層 。

或許有爭議的一點是：今日的勞動階級只是中下有產(chǎn)階級。所有的人都向著一個目標努力，要變得更富裕些、要掌握財富的處置權(quán)力。從外部觀察，這是真的。但從內(nèi)部考量，這則是一個天大的假象。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出生于勞動階級。我父親是個礦工，而且僅僅是個礦工。他十二歲上就下井干活了，一直干到七十歲左右。他能十分費勁地寫封短信，也能瀏覽本地的報紙專欄文章。盡管他總是讀些報紙上的東西，可他幾乎弄不懂那上面說的是什么。屢見不鮮的是，他幾乎總在問我母親：“媳婦兒，這個‘加拿大的地方’是啥意思來著？”母親有點不耐煩地解釋過了，他還是不了解加拿大。對他來說，加拿大是在美國的什么地方，而美國就是個你若對自己的國家不滿就可以前往的地方。這都是“聊天”的話題。他喜歡讓人覺得他懂點兒這方面的事兒，因為礦工們在酒館兒里要閑扯些政治和報紙上的事兒，拿這些東西胡編亂造一番。

我父親掙的錢，我估計一般是在一周三十到三十五先令的樣子。夏天產(chǎn)量不高的時候，工資會降到二十五、二十甚至十五先令。他可不管家里是不是有一群孩子要養(yǎng)活，總給自己留一份私房錢。他給我媽的錢從來不超過三十先令。而他掙不到三十先令時，他還扣五先令給自己留下，如果他掙二十五先令，他也扣五或四先令。他兜兒里必須得有私房錢供他下酒館兒。

我母親算是潛在的中產(chǎn)階級。她說一口標準的英語，從來也不會說一句字正腔圓的當(dāng)?shù)赝猎?。她能寫一手好字，能把字母寫出花樣兒來，還喜歡那兩個大相徑庭的喬治的小說，一個是喬治·愛略特，另一個是喬治·梅瑞迪斯。

盡管有這樣的母親，我們家絕對是個勞動階級家庭。我母親戴著一頂寒酸的小黑帽子，盡管生著一張精明的“另類”臉兒，但還是個工人的老婆。而我們則是徹頭徹尾的工人子女。

直到我十二歲上，情況有了變化。我獲得了郡里的獎學(xué)金去諾丁漢中學(xué)讀書了。這所受到大筆捐資的學(xué)校算得上是英國最好的中學(xué)了。校長是高博士，后來他當(dāng)了西敏寺中學(xué)的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