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將屈原這位一“忠”到底、一“忠”到死的人寫入歷史，是屈原、賈誼、司馬遷三人共同完成的。長達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七十七字的《離騷》，是屈原抒情性的不朽自傳。如果沒有這篇洋洋灑灑的長詩，司馬遷寫《屈原列傳》會更加困難。屈原不是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在事功方面實在平淡無奇，《離騷》不出，即便是司馬遷的生花妙筆，也寫無可寫。憤而投水的賢人，屈原不是第一個，在他之前就有彭咸、卞隨、務光等人。但他們的投水沒有語言的盛筵做后續(xù)，不能讓人反復咀嚼，也就沒有文化效應，不會成為后人懷念和追思的精神資源，從而干枯成一種個人的自殺事件。在投水所蕩起的漣漪平靜之后，他們便湮沒無聞了。儒家講究立德、立功、立言，信矣！特別是立言，可以“事美一時，語流千載”。如今我們讀屈原的《離騷》，諸葛亮的《出師表》，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過零丁洋》，還會血脈賁張，扼腕而嘆，似覺颯颯清風從遙遠的時空迎面吹來。不論我們進入了什么時代，也不論現(xiàn)在的文化有多少“元”，這些歷史長河中沉淀下來的偉大文化品格還是讓人贊佩。

任何歷史都是倫理化的歷史，用這句話來衡量司馬遷的《屈原列傳》（實與賈誼合傳，此處只談屈原）是再合適不過的。傳記不是抒情散文，作者的主觀情緒不可過多，以三言兩語點睛即可，就算付之闕如，雖顯干枯，亦不為大病。傳記要的是客觀翔實的材料，唯有材料才能塑造豐滿的傳主形象?！肚袀鳌返目陀^材料則顯得有些單薄，有些“湊”。在《屈原列傳》中，司馬遷首先介紹了屈原是楚之同姓，官居左徒。他的行政能力與事功則是“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稍微推敲便知，這些記載大約都是從《離騷》中總結(jié)出來的。說實在的，在英雄輩出的戰(zhàn)國時代，屈原的這點事夠入史的資格嗎？

接著是屈原第一次獲罪被貶的原因。楚懷王使屈原制定法令，上官大夫靳尚很嫉妒屈原的得寵，便想在草稿未定時奪過來看他寫點什么。這靳尚大概是想偷思想、偷創(chuàng)意、偷文辭，然后跑到楚懷王那里說，屈原沒啥了不起，他能寫的東西我也能寫，他為珊瑚碧樹，我也為瑤草琪花，屈原不是唯一的，不是不可替代的。誰知屈原防范得十分嚴密，他起草的法律內(nèi)容如何，行文遣詞如何，一點也不向靳尚透露。這可惹惱了靳尚，本來想拔兩根孔雀毛插在頭上到楚懷王面前去顯擺一下，沒想到屈原十分的固執(zhí)，十分的死心眼，十分的不開竅，手捂著那草稿好像捂著自己的命似的。其實在那個時代，法律的制定與頒布都是十分神圣的事情，在沒有成文之前，是不能隨意傳播的。屈原不讓靳尚看他的草稿，不是屈原小氣，而是不合規(guī)矩。

“志士營事業(yè)，小人亦不閑”，在楚懷王那里也很得寵的靳尚，決定使損招坑屈原一下子。最高明的損招莫過于造謠，因為靳尚每天都在拖金戴玉的楚懷王身邊轉(zhuǎn)悠，早已看出他唯一的優(yōu)勢就是祖宗好，去掉身上的金，拿掉身上的玉，他大概連個村野匹夫都不如。這個王天聰壅塞，糊里糊涂，愛聽讒言，這樣的王最好欺騙，最好利用，我還等什么，立馬進讒言去。他湊到楚懷王的耳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