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和薩特主義者分道揚鑣，并因共產主義和阿爾及利亞問題而從左翼知識分子陣營中日益孤立出去，加繆的國際地位卻扶搖直上，直至榮獲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兩年后的一起車禍，給他相對短暫的人生（他生于1913年）注入了偶像意味，即使法國人過了很久才重新發(fā)現了他，他今天仍被法國上下普遍尊崇為一大民族精英——和他生前在別處長期受到的追捧一致。

不過，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論述的重心落在布魯姆、阿隆和加繆與彼時法國之間矛盾重重、麻煩不斷的關系上。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這三人的道德（有時還有身體）勇氣有一共同點，即他們都甘愿與自己人較勁，卻不與政敵或思想之敵戰(zhàn)爭。所有人都與敵人為敵，這才是司空見慣的事，所以他們?yōu)榇烁冻隽舜鷥r，他們孤立無援，他們的影響（至少在平生大多數時間里）減弱了，他們在國內的聲望很少能與在國外友人和擁躉中的聲望相比。他們畢其一生，經常感受到這個國家所要求的政治與思想相一致的壓力，卻甘愿在政界、公眾、左翼同僚或知識分子同儕中充當不受歡迎的人，這是一種稀罕而耐人尋味的個性。僅此，他們的事跡就值得一書。

但是，對這三個人表示一定關注還有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從法蘭西歷史的視角看更有說服力：他們所反對的特殊對象，他們希圖扭轉或至少挑戰(zhàn)的那種趨勢，正是我所說的“不負責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種領域里，忽視或擯棄知識、道德或政治上的責任的傾向。但這里有個悖論，批評者和敵人會搶先注意到：近乎虔誠地追求社會主義，堅持把某一政黨的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導致政治分化和兩次大戰(zhàn)之間法國的不穩(wěn)定的，不正是萊昂·布魯姆嗎？拒絕在阿爾及利亞的一團亂麻里站隊而自我緘口，從而躲避戰(zhàn)后法國最具分裂性、傷害道德最深的一次危機的，不正是阿爾貝·加繆嗎？還有，那個像苦行僧一樣發(fā)愿高高掛起，不參與公共事務，頂多也就是平和地談兩句國是，從而帶著冷冰冰的現實主義，一輩子都不曾像法國人那樣做出艱難抉擇、直接投身政治的人，不正是雷蒙·阿隆嗎？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討論過的，對阿隆的這種指責有欠公允，盡管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認為只有“介入”才算是擔負“責任”。加繆拒絕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無疑他也同時反對法國的殖民行徑）著實令他痛不欲生，還失掉了許多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在陷入阿爾及利亞困境之前，他已有十年時間逆潮流而動，公開反對知識界通行的觀點——關于戰(zhàn)后的肅奸運動、關于死刑、關于“革命”概念以及關于共產主義實踐的觀點。他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沉默同樣是源于對道德義務——包括在沒話可說的時候保持沉默的義務——的本能自覺，他此前的言論和介入活動也是受這種自覺的驅使。這樣做很不討好，也容易招致誤解，但他無能為力；因為（與阿隆形成對照）加繆所理解的“責任”就要求擯棄那種考慮問題的方式。

布魯姆的情況更為復雜。他為緩解20世紀30年代法國的政治危機做出的貢獻無可爭議；但是，正是因為在當時冥頑不靈的社會黨內深孚眾望，他理應更了解這個黨所有最惡劣的政治不負責任和政治冷漠傾向，而不是去鼓勵它們。由于社會黨到1936年成了法國最大的政治組織，布魯姆沒能把它帶出宗派主義舊習，將它領上一條并非基于教條的政治聯盟和綱領之路，因此，對社會黨人早先所犯錯誤導致的最終結果，布魯姆也得負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