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在于，布魯姆在人民陣線及其后來的垮臺中所起的作用，會誤導我們低估他對公共生活做出的更大貢獻。不管怎么說，他是法國唯一一位杰出的社會黨人，能夠面對30年代晚期的國際局勢，公開拒斥和平主義、集體裁軍及綏靖政策。他從一開始就是反對貝當?shù)纳贁?shù)法國社會黨人之一，后來，在70歲的時候，他還利用身陷囹圄的機會重新思考他長期秉持的那些社會主義信念的本質(zhì)，同時并沒有拋棄他的道德前提和社會批判意識——當初他正是懷著這兩者接受那些信念的。

長期密切注視憲法和政府改革，在1945年以后致力于更新法國左派，根據(jù)現(xiàn)代的、理性的原則對其進行重建——布魯姆在這些方面實在太突出了，而他在這些方面的失敗，與他在1936年當總理時暴露出的很多明顯的缺點相比更能反映他的人格，因為這恰好表現(xiàn)了他在反對精神和制度的積習方面投入了多少反思和工作——這類積習不單他自己以前有，更深埋在整個政治傳統(tǒng)之中。我想指出的是，布魯姆確實犯下了許多錯誤，然而他強就強在能夠把它們看作錯誤，他虛心承認之，并積極地公開重建自己的政治遺產(chǎn)，這樣做有時要冒巨大的個人風險，且總得為此喪失本可坐擁的聲望民心。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當政者中，懷有這樣責任感的人實屬鳳毛麟角，也可說明很多人何以對他如此反感，乃至切齒痛恨。

除了上文提及的勇氣和正直之外，布魯姆、阿隆和加繆還有一些共同之處：他們都反共。這本身并不稀奇——法國有許多反共分子，而且，反共立場不管有多少合理性，都很難自成一種獨特姿態(tài)，更不用說確保一個人行為負責了。然而，這三人成為反共人士的方式，有助于我們理解他們的那個國家和時代。

1920年12月舉行的工人國際法國分部（SFIO）大會見證了一場分裂，列寧主義者脫離了社會黨自己單干，布魯姆在那次大會上發(fā)表的演講，至今仍是區(qū)別列寧革命和歷史悠久的歐洲社會民主革命的經(jīng)典文本之一——他那時候就已經(jīng)在政治上反共了。俄國革命從一開始就讓他很不舒服。不過他覺得，一個社會黨人不能譴責一場以社會主義理想為名義的革命，基于這個錯誤的理由，他一輩子拒絕視共產(chǎn)黨人為敵，哪怕后者總以為他對他們懷有敵意。但他堅持認為，列寧主義是一個錯誤，它最理想的狀況也就是退回到一種被遺忘已久的從起義到獨裁的傳統(tǒng)之中，而最壞的結(jié)果則是為在一個后資產(chǎn)階級政府中確定恐怖與壓迫的核心原則打開大門。共產(chǎn)主義將會背叛它的理想和追隨者——早在1920年，他就做出了如此富有先見的預言，同時也承擔了否定社會主義已實現(xiàn)的重大成就和抱負的危險。1941年，他又寫道，其他國家的列寧主義者只能充當蘇聯(lián)利益的傳聲筒——他送給法共一個很有名的綽號：“外國民族主義的政黨”——因此命定要叛離本國利益，叛離他們的支持者和選民。

一艘社會黨艦艇在云譎波詭中搖晃前行，布魯姆對共產(chǎn)主義問題完全清醒的認識使他成了這艘艦艇的鎮(zhèn)海之錨，即使不大友好地稱布魯姆為“幼稚的道德家”的雷蒙·阿隆，也承認他在共產(chǎn)主義的問題上自始就是“洞明一切”的。在布魯姆看來，非共產(chǎn)黨左翼永遠也不能在與共產(chǎn)黨人的政治博弈中讓步，同樣，也不能同意與一個拒絕改悔的共產(chǎn)黨重修于好。但是社會黨人也不能拋棄自己的過去，連帶著一同放棄意識形態(tài)領域。倘若共產(chǎn)黨人宣稱自己是在繼承法國大革命的遺志，那么社會黨人同樣要主張他們對大革命的合法繼承權。和許多年輕一代的社會黨人不同，布魯姆認識到，在兩次大戰(zhàn)之間的法國，除非搖身一變，在事實上加盟極右派外，你無法把共產(chǎn)黨人看作自己首要的敵人——共產(chǎn)主義不是敵人，但他們對左派也提不出任何合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