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馬衡所爭的是一個團隊主持者的職位，并非普通的發(fā)掘人員或研究人員，時在殷墟參加發(fā)掘的史語所人員，并不全如陳寅恪所說的“預流”者，第一次主持發(fā)掘的董作賓出身于北大國學門，算是馬衡的學生輩人物，沒有留洋背景。而河南當?shù)赝翆W者如郭寶鈞等，皆屬于默默無聞“只能拚命向前”（胡適語）的過河卒子 ，因其“不預流”而不被學界名流大腕們所重視，為此經(jīng)常受氣。據(jù)考古學家石興邦在一篇回憶郭寶鈞的文章中說：“他（郭寶鈞）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盡如人意處，傳說他在中研院時期，不被當時領導所重視，因為當時中研院集中了好些從國外留學回來受過現(xiàn)代科學訓練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國學飽學之士，而他是一個土專家。聽說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時和他用英語說話，是捉弄他。”

對郭寶鈞不幸遭遇，早年畢業(yè)于中央大學吳定良門下的石興邦則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說：“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為當時在史語所學者間用英語講話是常事，我在大學的幾位老師就是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和你談或解釋某個問題時，間或用幾句英語。我在大學三年級時，給凌純聲院士當助手，在他的套間辦公，有時也用英語問話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語向他問話，是習慣使然，不會有惡意。” [19]或許，石興邦的解釋有些道理，但作為留洋的“海龜”，隔三差五，有事無事地在一些土包子學者面前嗚哩哇啦地說一些鳥語，可能真的毫無惡意，但總讓土學者們臉上難堪，心中不怎么舒服。郭寶鈞的抱怨當然有他的道理所在。1945年7月，傅斯年作為國民政府參政員，與黃炎培等一行抵達延安對中共領導人進行訪問，在和當年的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時已成為中共領袖毛澤東長談時，傅斯年似乎沒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詞匯，嗚哩哇啦地說一些鳥語來應對毛。究其原因，在安陽殷墟發(fā)掘時的郭寶鈞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員，而此時的毛已不再是當年那個月薪只有8塊大洋的北大圖書管理員了，身價的不同，使對方的態(tài)度也跟著不同起來。

話扯得遠了，還是回到馬衡進出中央研究院的問題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