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之后，世人通過陸續(xù)披露的“胡適秘藏書信”或內(nèi)部檔案材料窺知，抗戰(zhàn)前的胡適并沒有傻到把國家命運全部押到與日本謀“和”這盤棋上，在主“和”的同時，同樣清醒地認識到中日戰(zhàn)爭或早或晚地要爆發(fā)，也就是臺灣前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的祖父連橫當年所預言的“中日必有一戰(zhàn)”之謂也。此點利害關(guān)系，就連滿清遺老連橫老朽都能看出，何況集中西之學于大成的新派儒林盟主胡適乎？在胡適的思想觀念中，除了一個“和”字（南按：胡適自況這個“和”字不是盲目地主和，而是要以國家的最大利益負責任地“主和”），還有另一個主動迎接戰(zhàn)爭的思考和計劃。  

從不久前臺北中央研究院披露的一批檔案、書信可以看到，1935年6月27日夜，胡適在給王世杰的一封長信中，就表達了自己對時局的認識與戰(zhàn)略構(gòu)想，精辟地預言中國需要一個長時期的抗戰(zhàn)過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與日本開戰(zhàn)的可能。信中說：“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若中國局勢發(fā)生逆轉(zhuǎn)，只能寄希望于“一個很遠的將來”。日本因滋生了一個狂妄而危險的圖謀稱霸世界的野心，最終將激怒英美，到那時，“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zhàn)，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又說：“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zhàn)。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zhàn)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fā)動的世界二次大戰(zhàn)。”[2]

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個埋沒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時人或后人對胡適的部分誤解?？梢哉f，至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胡適就意識到形勢比人強的世界發(fā)展之大勢，開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觀點，并天才地預見到了未來發(fā)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可能。只是鑒于當時蔣介石心中“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尚未擯除，加之這個“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預言與現(xiàn)實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或者說仍處于霧中看花階段，他不便公開表白自已的觀點而已。但這一偉大輝煌的戰(zhàn)略構(gòu)想，無疑地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