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蘇軾被調任到揚州做太守。他不搞政績，唯一一件讓人記住的事情就是，取消了前任太守蔡京在此為官時的形象工程“萬花會”。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舉辦萬花會是為了營造欣欣向榮的喜慶局面，粉飾太平盛世，妝點官府的面子。將洛陽花市盛景全移植到揚州來，滿城花開，滿市花香，看上去多美！可萬花會要遍采諸園之花，眾百姓家的花園以及所種之花要想不被糟蹋，就只有找門道托關系或者賄賂公差。萬花會不僅沒有給揚州帶來喜慶，反而成為一大公害，它擾民，并且制造腐敗，損毀執(zhí)政者的形象，由此更引起了民怨。蘇軾一到揚州，就在茶攤酒肆聽見坊間對萬花會怨聲載道，于是當即決定取消這項節(jié)慶活動。

這就是東坡學士對世界的入心、留心和細心，看上去大大咧咧、豪情粗放，其實是細膩敏感的，儒者的心是溫柔的心。出身于清寒文士家庭的蘇軾，自幼受作為文學大家的父親蘇洵的言傳身教，母親程氏用《后漢書》里不畏強權的范滂為榜樣教誨影響他，于是他發(fā)憤讀書而入仕，21歲時受到歐陽修賞識，考取進士。他“奮厲有當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在他的經世文章中，留存了大量改革弊政、弘揚道統(tǒng)、明道致用的政論散文，作為宋代文人士大夫，蘇軾自然地從情理上體認了儒家規(guī)定的倫理綱常，竭力關注國家興亡，恪守臣子義務，堅定地認同“成天下之事業(yè)，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他曾經滔滔不絕地評述宋襄公、秦始皇、孟子、伍子胥、韓非等人的功過是非，為建立完善的儒家現世理想政治秩序，用心良苦地奏議獻策。蘇軾為官40年的漫長歲月中，竟有3/4的時間是在黨派斗爭的旋渦和政權傾軋的風浪中度過的，無休無止。蘇軾一次次身不由己地卷入朝廷政治紛爭，固然有其“受性剛褊，黑白分明，難以處眾”的中國正直文人的“通病”，但根本上還在于他堅守治國平天下的熱情愿望和多情責任，他一生心甘情愿地置身于一個滑稽、荒誕、嚴峻、苦難的人生軌跡中，欲罷不能，進退兩難。

于是，比黃州更殘酷、更漫長的厄運降臨了。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后黨與帝黨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宋哲宗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朝廷以蘇軾起草制誥“譏刺先朝”的罪名，撤掉他翰林侍讀學士等職務、官銜，在一個月內將他連續(xù)三次降職，最后貶往廣東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