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羅德里克· 麥克法夸爾與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卷中，613頁，由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杜維· ?？笋R執(zhí)筆的《1976年和"傷痕文學"的出現(xiàn)》一節(jié)里，他這樣說："在新作家里，劉心武是第一個批判性地觸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班主任》（1977 年）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給作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帶來的不良影響和綜合后果。"800 頁，由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教授塞瑞爾· 伯奇執(zhí)筆的《毛以后的時代》一節(jié)里，則說："\'傷痕文學\'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實際上的宣言，應推劉心武（1942 年生）1977 年11 月發(fā)表的《班主任》。

書中的那位中學教師，是劉心武在后來的幾篇小說中也寫到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和受人喜愛的人物。那位老師所講的故事本身并沒有什么戲劇性，但僅寥寥數(shù)筆就勾勒出幾個互成對照的青年形象。一個是\'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失足者，那位老師不顧同事們的懷疑，為他恢復名譽。但這個失足者倒不成問題：問題出在那個團支書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個小搗蛋都不開竅，但她熱情很高，而且動不動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沒看過的文學作品斥為淫穢讀物。相比之下第三個學生就是個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個動亂期間，她的家庭環(huán)境保護了她的心靈健全，因為她家書櫥里還繼續(xù)放著托爾斯泰、歌德、茅盾和羅廣斌的作品。"然后又說："劉心武向來是正脫穎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辯的代言人……"接著引用了我在1979 年11 月四次文代會上的一段發(fā)言；又說："在運用短篇小說的技巧上，劉心武進展很快。1979 年6 月他發(fā)表了《我愛每一片綠葉》，這篇故事成功地將隱喻、戲劇性的事件和復雜的時間結(jié)構(gòu)，全部融合進長留讀者心中的人物描寫里，描寫了一個才華橫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的意象是主人公藏在書桌中的一張女人的照片……劉心武將藏匿的照片這一象征物，觸目驚心地暗喻為知識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國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中，這真是一個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譯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0 月第一版）

引用這些"洋鬼子"的話，確實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為了簡便地說明以下幾個問題：（1）《班主任》這篇作品，產(chǎn)生于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積存已久的腹誹，其中集中體現(xiàn)為對"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強烈不滿；（2）這篇作品是"傷痕文學"中公開發(fā)表得最早的一篇；（3）人們對這篇作品，以及整個"傷痕文學"的閱讀興趣，主要還不是出于文學性關(guān)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說是社會性關(guān)注使然；（4）這樣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出轟動，主要是因為帶頭講出了"人人心中有"， 卻一時說不出或說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說，它是一篇承載民間變革性訴求的文章；（5）這樣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費正清、麥克法夸爾等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主要是研究中國政治、社會、歷史--的注意，用來作為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社會發(fā)展變化的一種資料，這當然與純文學方面的評價基本上是兩回事兒；（6）就文學論文學，《班主任》的文本，特別是小說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寫《我愛每一片綠葉》時，技巧上開始有進步；到1981 年寫作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時，才開始有較自覺的文本意識。

《班主任》的構(gòu)思成熟與開筆大約在1977 年夏天。那時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編輯。我1959 年從北京六十五中高中畢業(yè)，后在北京師范?？茖W校學習，1961年至1976 年我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師，但我1974 年起被"借調(diào)"離職寫作，1976年正式調(diào)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現(xiàn)北京出版社）當文藝編輯?！栋嘀魅巍返乃夭漠斎粊碓从谖以诒本┦械纳w驗，但寫作它時我已不在中學。出版社為我提供了比中學開闊得多得多的政治與社會視野，而且能更"近水樓臺"地摸清當時文學復蘇的可能性與征兆，也就是說，可以更及時、有利地抓住命運給個體生命提供的機遇。

寫《班主任》時，作為文藝編輯室的編輯，我分工抓長篇小說，當時手里比較成熟的稿子有兩部，一部是《雅克薩》，寫清朝抗俄的，這是那時很時髦的題材，后來好多出版社都出了該題材的長篇小說，我責編的那本1978 年也出版了，作者謝鯤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他本來可以寫出脫離時髦題材，特別是脫離"主題先行"那樣路數(shù)的，體現(xiàn)其個性的純文學佳作的，可惜卻因肝功能衰竭而英年早逝。另一部是兩位農(nóng)民作者合作的，寫農(nóng)村修路的《大路歌》；他們的稿子生活氣息濃冽，文字也活潑流暢，可是，雖說1976 年10 月打倒了"四人幫"，1977 年2 月7 日，當時的最高領(lǐng)導人通過"兩報一刊"的社論明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 決定了還得強調(diào)以階級斗爭為綱，當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們編輯部對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以此為準繩，這可難為了我這個責編和兩位作者--我們必須使稿子里有階級敵人搞破壞，還得歌頌文化大革命；可他們那里修路，實在并沒有階級敵人搞破壞，于是我出差到他們所在的農(nóng)村，跟他們翻來復去地編造階級敵人破壞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編不圓；結(jié)果，這部書稿到頭來沒能出版。與謝鯤的接觸，使我感到我們那一代人必須抓緊做事（1977年我三十五歲，已不能算是很年輕了）；編《大路歌》的失敗，使我產(chǎn)生出棄瞎編、寫真實的求變革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