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生活在不知不覺間變得融洽起來了。隨之，祖父母也從大阪搬來與我們同住。1932年初，我們舉家遷至下鴨松之木町居住，新家十分寬敞，還帶有一間畫室。搬進新家之后，由于父親工作的關系，家里經常聚滿了京都大學的學生，也不時會有人對我憐愛有加。

喬遷之后就離小學遠了，憑孩子的腳力上學要走30分鐘，只因我對老師和同學感情深厚，所以始終沒有轉校。每天，我都要從風景優(yōu)美的下鴨神社糺之森林①中穿行而過，每天上學都心情愉悅，精神飽滿。

期間還有一段記憶。有一次早上到校之后，我卻發(fā)現帶來的作文本怎么也找不到了。出家門前，我到底放在哪里了？明明記得是放在帽子里，然后戴上出的門，現在卻不見了。這情形，簡直像是在變魔術，老師對此也頗有微詞。別急，靜下心來仔細想想，路上只有過一次脫帽的經歷，就是在下鴨神社鞠躬行禮的時候。那天回家時分恰逢下雨，或許正是因此，神社里面沒有打掃，我找到自己一直行禮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折成四折的作文紙已被雨淋濕，落在了白沙之上。于是我被說成因為鞠躬行禮而遭逢了神的懲罰。此后，我自然是不再行禮了。

長我5歲的兄長成績優(yōu)秀，搬來下鴨的當年，就毫不費事地考上了府立一中（現在的洛北高中）。這所學校與我們的新居僅咫尺之遙，上學非常方便。哥哥喜歡擺弄機械，對鐵路尤其著迷，常常埋頭于鐵路模型的作業(yè)之中。中學的紀念典禮上還曾展示過精美的作品，至今想來，也能立即浮現在眼前。我這人從不屑于追隨他人、人云亦云，只有對這位兄長是個例外，他的興趣愛好我還是打心底里認可的。

還有，大約是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吧，當被班主任老師問及“長大了想做什么”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想成為愛迪生那樣的人。”

這么說是有緣由的。因為在此前不久，父親剛弄到一臺手動留聲機，這下全家人都有機會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了，簡直像是在木箱中藏著個小型樂團，隨時都能有求必應，為我們演奏曲目。這樣的享受對于我們，宛如一片新世界展現在眼前。我由此對這種“音樂箱”的發(fā)明者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我上小學時成績頗為優(yōu)秀，尤其在數學方面十分擅長。所以總覺得哥哥考學順利，我也一定沒問題，誰知竟兵敗滑鐵盧，未能通過府立一中的入學考試。我向來順風順水，總覺得人生在世盡可隨心所欲，因而難免過度自信，過分樂觀，這次失敗可算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遭遇的重創(chuàng)。當時日本正值軍國主義抬頭的時代，與此相應，對學生的體格顯得尤為重視，我體格纖細，幾乎要被冠以“仙鶴”的綽號，這顯然于我不利，再加上口吃問題也在面試中給我減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