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日，高氏兄弟的父親，濟南消防器械廠的一名職員，在“清隊”運動中被隔離審查。也是從那一天開始，12歲的高兟就感覺到，父親可能永遠不能回來了。

25天后，兄弟六人收到了父親因為“現(xiàn)行反革命”的罪名而“畏罪自殺”的消息。

高兟至今還為父親去世而自責，難以釋懷。當年12歲的高兟想，“如果我回來見父親，我父親可能就死不了了，也許我會用個人的辦法，能讓他不去那里，或者讓他逃走。”

1979年，23歲的高兟帶著為父申冤的上訴材料以及母親和兄弟們的重托，只身登上了進京上訪的火車。

“我們家在京城還算是有人的。當時在國務院內(nèi)務部工作的姑姑告訴我，上訪者數(shù)不勝數(shù)，有些人已經(jīng)在這里住了好幾年了，可能從來沒被接待過。”高兟目睹了那些絕望的臉，他難以克制地流下眼淚。

一名工作人員對他說：“你還是回去，在這實際上是沒有用的。”一張“轉山東省信訪辦處理”的信函，一張返回濟南的免費火車票就輕輕打發(fā)了他。“我搭上那個回濟南的火車，發(fā)現(xiàn)整個車廂里滿滿的全是上訪的人。我聽到了各種方言講述的各種各樣的奇聞冤案，有的是游擊隊的隊長，被認為是叛徒，有的從事地下工作，有的是地主，總之是各種各樣的人。”那是一輛少見的慢車，似乎是因為滿車的冤屈過于沉重，火車開得很慢很慢。高兟在離奇驚悚的故事中睡著了。忽然車停了，車上一個人都沒有了，他睜眼問，到濟南了嗎？列車員告訴他，才到了天津。他下車轉了半天，找到一輛回濟南的火車。這是他的第一次上訪的過程，無功而返。

“實際我們小時候畫畫，都受了二哥的影響，二哥真的是多才多藝，畫畫、唱歌、樂器樣樣都行。他現(xiàn)在是一個下崗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