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鴻藻等為首的軍機處成員，自詡“清流”，繼承歷史上儒家知識分子抨擊時弊、敢于直言的傳統(tǒng)，以剛直不阿、主持清議為己任，對洋務派橫加指責，但他們對軍事力量、武器裝備一無所知，對槍林彈雨、殺人如麻的戰(zhàn)場也完全隔膜，卻占據(jù)道德制高點，居高臨下，站著說話不腰疼。比如那個以反對洋務著稱的劉錫鴻，乘坐輪船從天津開往上海途中，曾激烈反對一位同船的外國人有關中國要修鐵路的言論，并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中國人的道德觀一向強調(diào)“尚義不尚利，宜民不擾民”，不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豪邁氣概，甚至有人指責李鴻章“竭中國之國帑、民財而盡輸之洋人”。曾任李鴻章幕僚的晚清著名學者吳汝倫說過：“近來世議，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兩派勢同水火。

就在張仲炘上折彈劾李鴻章11天后，給事中洪良品再度彈劾李鴻章，指控李鴻章“在英、法、日本各國皆有商號；其在天津、上海等處則為匯豐洋行，亦有李鴻章資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經(jīng)商系李鴻章自雇賈人，亦有倭伙。茶山則李鴻章與倭合伙，其資本計六百萬金。其子李經(jīng)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倭王之女拜伊為義父，情意親密。其不欲戰(zhàn)皆以資本在人手中之故”。如同張仲炘一樣，洪良品也承認以上指控為“風聞”，但“道路紛紛如此傳說，未必無因”。

此時的所謂反腐已經(jīng)脫離了本來的意義，而變成了黨同伐異的一種手段，而帝國的監(jiān)察部門，也不過是權力者手里的一張牌而已。屢遭彈劾的李鴻章曾激烈指責：“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他憤憤不平地說：

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于一事不辦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茍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就在李鴻章接到彈劾指控這一天，為了便于指揮同中國的戰(zhàn)爭，日本政府把大本營由東京移到廣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