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所描繪的紅鼻子老鼠，是影射顧頡剛無疑，此舉就魯迅的性格與為人為文的態(tài)度而言，著實有點反常。1919年3月26日，魯迅在《孔乙己•附記》中，明確反對用小說進行人身攻擊，使小說成為一種潑穢水的器具。1922年，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到北京，因發(fā)文批評了北京學生上演的戲劇，立即遭到了北大學生魏建功等才子佳人的反擊，魏在所寫的《不敢盲從》中，故意在“看”、“觀”、“盲從”等字眼上大做文章，借以對盲詩人進行嘲諷。此舉引起了魯迅的強烈憤怒，他很快發(fā)表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從>以后的幾句聲明》，對魏建功這種利用別人生理缺陷進行人身攻擊的做法予以嚴厲痛斥。想不到在幾年之后，魯迅亦重蹈魏建功之覆轍，抓住顧頡剛的紅鼻子刻毒地攻擊起來，類似的做法一直持繼到魯迅晚年。

1926年12月，魯迅受中山大學邀請，辭去了廈大的職務，于1927年1月16日離開廈門，乘“蘇州”號海輪來到廣州。18日午后輪抵黃埔港，進入中山大學就職，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魯迅既已離開廈大，與顧頡剛的交惡算是告一段落。意想不到的是，顧頡剛隨后又找上門來了。

就在魯迅進入中山大學的同月，在歐洲游學七載，原北大文科學生，號稱五四運動北京學生游行總指揮的傅斯年回國并進入中山大學出任文科學長（后改稱文學院長）暨國文、史學兩系主任。因為魯迅屬德高望重的前輩人物，五四時期曾公開支持過傅斯年主辦的《新潮》雜志，“滿身霸氣，目空天下士”（朱家驊語）的傅斯年尚不敢，也不好意思佛頭抹糞，二人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讓與和平共處。但隨著顧頡剛的到來，二人的矛盾終于引爆，所炸開的裂痕再也沒有彌合。

顧頡剛與傅斯年在北大讀書時曾在一個宿舍住過幾年，可謂真正意義上的“同窗”，關系甚密。傅念及同窗之誼，又急于招攬人才，便請顧頡剛辭卻廈大職務前往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務是“辦中國東方語言歷史科學研究所，并謂魯迅在彼為文科進行之障礙”。[5]意在架空魯迅，掃除障礙。盡管此時的魯迅對中大校務已成為“一個大傀儡”，（魯迅語）但畢竟還是名義上的教務主任，必須與之打個招呼才算不失體統(tǒng)。按傅斯年的觀點，本來打招呼已算是相當的抬舉了，想不到魯迅一聽讓顧頡剛來中大，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道：“他來，我就走！”此舉令傅斯年大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