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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詩歌之路，和我在消防員生涯里遭受的磨難緊密相連。我年方十五歲半，卻冒充一個十八歲青年，體力和心理狀態(tài)明顯跟不上。新兵集訓的第三天，我就摔倒在訓練場上，腳踝嚴重受傷，迅速腫起，被班長背回宿舍，只養(yǎng)了三天就返回訓練場，左腳因此留下隱患，不能坐火車，不能長途步行。這算不算青春留下的印記之一我不太清楚，青春給我留下太多印記，隨便一抓一大把，傷口和文身，詩歌和記憶。

在整個集訓期，我腦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熬過去。六個月實在漫長，冬天白雪皚皚，我們在清晨出操跑步，跑著跑著我居然睡著了，跑出了隊列，中隊長對我處以體罰——接著跑，那個早晨我一直在操場上跑步，戰(zhàn)友們都在排隊打早飯，我卻一身戰(zhàn)斗服，丁零當啷哐哧哐哧，在鋪滿白雪的操場上跑個不停，倍感恥辱，詩情蕩漾——這些事兒促動了我寫下一些句子，相當幼齒，我到死都不會將它們公布。

另一件事情直接促動我寫作，集訓結(jié)束后，我被抽調(diào)去整理支隊倉庫，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榮，就是中隊長隨手一指——你，你，還有你，去吧。于是我跟隨車輛，來到支隊，每天在倉庫，將左邊架子上的裝備倒騰到右邊，將右邊架子上的裝備倒騰到左邊。倒騰了兩天，我發(fā)現(xiàn)墻角堆著一大堆稿紙和文具，殺心頓起，抓起稿紙和鋼筆就塞進大衣里，沒有原因，就是想帶走它們。同去的戰(zhàn)友見我真沒拿自己當外人，也紛紛下手，鋼盔、皮靴、皮帶、軍襯衣、軍絨衣、手套、襪子、大褲衩子——不一而足，大家傻得不透氣，塞得像一群大象，蹣跚著走出倉庫，當時就被抓個正著，人贓俱獲，抵賴不能。支隊長老王相當生氣，劈頭蓋臉一頓臭罵，溜達到我面前，看我腳下堆著的是鋼筆墨水稿紙，有幾分驚訝，問我，你偷這個干嗎？

我說，我想寫詩。

老王很感慨，當時就把我給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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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辜負這些稿紙，我開始寫作，那個時候——1980年代中期，文學青年比文學還多，就像有一個時期倒鋼材的比鋼材都多一樣。我遇到了凌云，光看這個筆名，你就知道這人有多么鄉(xiāng)土。這個人確實比較鄉(xiāng)土，但他寫詩，寫的是那種朦朧詩，他借給我兩本書，一本是普希金，一本是波德萊爾。我只看了一頁普希金就受不了啦，渾身都是雞皮疙瘩，我相信，這是翻譯的問題，說不定俄文原文的普希金要好看得多。翻譯害人，就像庸醫(yī)殺人，毀掉了我心目中的普希金，于是我只能照著波德萊爾的道路前進。

凌云戴著一個黑框眼鏡，職業(yè)是油井數(shù)據(jù)的測量技術(shù)員，住在一個陰森森的實驗樓里。我常常擅離執(zhí)勤崗位，跑去找他聊天，他讀我的詩歌，并作出評判。有一年，甘肅最有名的文學刊物《飛天》派了兩個編輯，來我們那兒組稿，編輯們邀請了一批文學青年參加討論，我不在受邀之列，因為我是個消防隊的小混混，沒人知道我在寫詩，但是凌云這個人比較厚道，他把我的詩歌也送去，編輯們從大堆稿件里將我的詩歌抽出來，說，楊樹鵬是哪位？

凌云說，他沒有來。

編輯說，這一大堆詩歌里，最好的是他的詩歌，我們要見見他。

我的詩歌在《飛天》上發(fā)表，支隊長老王很高興，一臉先知先覺地說，你看你看，我就說了嘛，你小子，行。

這件事算給大老粗形象的消防隊伍露了臉，我因為“有文化”，被提升為防火參謀，每天夾著一個黑色的文件夾，去各個單位檢查，但我其時青春正濃，察覺到世界正在變化，為自己毫無辦法而苦惱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