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之初，我參加了很多會議，比如參加第一屆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和第一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開會時人家做筆記，我干看著，發(fā)的學習文件我也看不下來。解放后演戲，也不是提綱幕表戲和師傅口傳心授了，而是有了劇本，建立了導演制度，講究分析人物，談體會感受等等，這一切都需要演員有文化。還有報館記者來訪問，有的記者約我寫一篇對新中國成立的感想，我也不避諱就實話實說，告訴人家我沒文化，不會寫，人家聽了都覺得奇怪和遺憾，沒有想到我不會寫。但我有個好處，我不許人家替我寫，他可以作為訪問我寫訪問記，替我代筆我不愿意。

在這么多困難面前，我就感到在生活上多么需要一個能幫助我的人哪，無論在演戲和生活上的一切，我都需要有人幫助，我太困難了。那時我的全家人都在天津，只有一個不認字的二姨跟著照顧我的生活，我跟二姨談心里話：“我真難哪，時常人家說的我不懂，現(xiàn)在是解放了，不認字沒有文化不成了，我要找一個能幫我的人，又要看得起我。”二姨很同情我，她說：“我這一輩子睜眼瞎，你可要找個有文化、通情達理的人，別跟那大老粗打交道，過一輩子糊涂日子，哪怕大幾歲哪，人心要好，能幫你……”二姨這些話時常講，對我選擇伴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當時我要過兩關：一是生活關；二是藝術業(yè)務文化修養(yǎng)關。我需要一個志同道合能引領我一起前進的伴侶，我需要過一種安定正常的生活。我處理自己的生活問題是非常嚴肅的，什么我都不貪圖，我唯一的要求和標準就是要有文化。演員不行，他和我一樣沒有文化；同學不行，他的文化程度也是剛剛掃盲；軍人我害怕，因為舊社會官面打人的兇狠形象，還沒有在我頭腦中離去。當時追求我的人很多，有人給我寫信，還有人寄了照片來，也很漂亮。我對這事很煩惱，因為我念不下信來，也不好求人念，因為有的人寫的信實在肉麻俗氣，因此我也不好意思求人念。有些好心人為我介紹的人很不合適，我不愿意，就用在舊社會常用的尊稱對方為“叔叔”、“伯伯”的辦法躲開對方。

我對生活有自己的尺子，有自己的要求，我要求的男人，在藝術上，文化上，他應該是我的老師，在生活上，我需要他像父輩那樣耐心地教育幫助我，同時他愛我，了解我，尊重我，欣賞我，是我的丈夫。我喜歡的男人應該聰明，有才華，既忠厚正直，又幽默風趣，樂觀堅強，生氣勃勃，我最不喜歡，最害怕和討厭油頭粉面，嘴甜會討好人，表面上很乖像馴服的小貓兒，可一旦翻了臉殘暴兇狠像只狼。吝嗇的男人也很可笑，愛錢如命，一分錢也要算計，這種男人在我小時候就在戲班看見過。他對唱主角的妻子低三下四，臺上做戲臺下也要處處作戲討好妻子，轉臉就不忠實，夫妻之間互相利用。為了錢吵架，經(jīng)濟大權誰也不讓誰，一分錢兩人也要算賬，俗不可耐，認錢不認人。這種夫妻關系在舊社會可多了。

我追求的生活是充實的，是有文化的，我崇拜羨慕的是從電影上知道的大文人洪深、蔡楚生、史東山、夏衍、田漢，吳祖光也是在那時知道的。我們戲班沒有看書的習慣，我?guī)煾祻埜Ｌ?，是有地位的著名鼓師，他曾?jīng)專給劉翠霞打過鼓。我們移植《風雪夜歸人》是唐槐秋給的話劇本，他幫我們排的，張老師說：“我認為槐秋是唱旦角的人。”排《暴雨》，他說“曹禺跟曹操是一家子”，這都鬧了笑話，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人可憐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