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時每天都干些什么呢？我問。

出去，在外面漫無目的地行走。讀書，寫文章，反正不能讓自己閑著。

他給我看了日本的大片《入殮師》，瀧田洋二郎的作品。一部哲理詩般的電影，透過陸離的世事，看到親人逝去的不同世相。未亡者的傷悲，往生者的凝重。男主角把那樣一個為世人所鄙夷的職業(yè)，演繹到何等的尊嚴。

電影背景音樂響起的時候，我淚流滿面。作曲家久石讓細膩的鋪陳，讓我體驗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多美??！多好??！

我是打車到他家去的，走的時候他一定要我坐地鐵。他說，在城市生活一定要學會坐地鐵。我覺得這是一句沒任何意義的話。他把我送到地鐵里，直到我被人群包圍。揮手之后，我突然之間覺得如釋重負。我堅實地站立著，與周圍的人一樣站著。我和他們一樣，每天面對沒有來由的疲憊和突然的變故，即使內心波濤洶涌外表亦依然平靜，看不出高興或是難過。我的臉和他們的也一樣，只是一張缺乏睡眠的、覆蓋著不同牌子化妝品的地鐵人的臉而已。也許，在我自己眼里我是個人，在別人眼里，我只是個“人群”。雖然我有一點小名氣，但是好在我不是個名人。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過自己的、不被人打擾的生活——誰都知道，做名人，無法過自己的生活；做平民，無法過別人的生活。

我這才深深地理解了A君安排我那句話的深意。人，有時候需要找到自己，有時候需要抹去自己。

十

我出生在一九六五年那個青黃不接的歲月里，那時候，中國剛剛從餓殍遍地的噩夢里走出來，但是對饑餓的恐懼還遠遠沒有消失。實際上，饑餓一直都蹲在每一家的門口，主宰著大部分人的生活。雖然我的父母都是領導干部，但是日子依然過得緊巴巴的。據(jù)母親講，因為懷我的時候營養(yǎng)不良，我出生時才三斤多重，胳膊只有拇指那么粗，看起來像一只貓仔，完全可以裝進父親那寬大的鞋子里。

因為我的出生，父母實在沒有能力照顧三個孩子，最后由組織出面找了一個世代赤貧“組織上信得過”的家庭，把我大哥送過去寄養(yǎng)。聽到這個消息，大哥一聲都沒哭，木呆呆地坐在小板凳上，等著母親為他收拾東西。那個年代，我們懂事特別早，都能從父母的眼睛里讀出東西來。母親帶著為他收拾好的一個小包袱，把他送到單位派來的一輛車上拉走了。那時候，父親不是正在被斗爭，就是走在被斗爭的路上，連擠出時間回家來跟大哥見一面的功夫都沒有。送走大哥后，母親坐在屋子里一直哭。父親回來只問了一聲，走了？母親點點頭。父親就坐在床上拼命抽起煙來。那天中午全家人都沒吃飯。

大哥去的是一戶極好的人家，雖然窮困不堪，可是待大哥像自己的親兒子一樣。大哥剛過去的時候，喊那家女人奶媽，過了不久就開始喊娘了。兩年后，大哥重新回到這個家來，像變了個人似的，整天悶著頭不說話，跟全家人也都疏離得很，尤其是對父母，冷漠得像是陌生人。在學校里，如果他的弟弟我的二哥被人欺負，他連看都不看一眼。一直到他結婚生子，我覺得他都沒有真正改變過——直到我父親死，直到我家遭遇變故，他才真正找到在這個家的位置——逢年過節(jié)他都要去奶媽家，也許那才是他心中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