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為什么我們的觀眾會心甘情愿地退居到那個令人困惑的、介于無知和常識之間的早晨呢？茨維坦·托多洛夫認為，傳奇中的英雄就如同介于無知和常識之間的含混，因為英雄的征途常常開始于“一個與我們世界無二的世界之中，一個我們所熟知的世界當中……但是，這個世界卻發(fā)生了無法用我們所熟知的規(guī)律去進行解釋的奇異事件”。那個英雄不得不判斷，這個事件到底“只是一個錯覺……這個世界的規(guī)則還在照常運作”，還是這個事件已經“確確實實發(fā)生了，它是現(xiàn)實當中的一部分，而且這個現(xiàn)實受控于不為人所知的規(guī)則”。托多洛夫說，當英雄做出判斷時：“傳奇就具有了某種神秘或是奇妙的色彩”，因為傳奇本身由一段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時期所組成，在這個時間段里，“由于發(fā)生了超自然的現(xiàn)象，人們無法用已知的自然法則去進行合理的解釋，從而經歷了巨大的迷惘與猶豫?！闭缥抑八f的那樣，對于不了解劫機者的生長環(huán)境、宗教和語言的觀眾來說，影片《顫栗航班93》的開頭中所描繪的劫機者的計劃宛如天書一般難以理解。此后，我們又將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即是否能夠為劫機者的計劃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或者也可能是他們受到了一種違反我們“自然法則”的意識形態(tài)所支配。這兩種可能性都令人惴惴不安。前一種可能性要求我們強調劫機密謀的罪惡性一面：世貿雙塔象征著美國的經濟實力，而劫機者則代表著其他國家腐蝕性的惡勢力；而第二種可能性，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有一群看起來和我們毫無二致的人，他們像我們一樣穿著Polo衫、買機票、刮胡子、租車、說英語，可是在他們的心中卻暗藏著對他們目前生活方式可怖的仇恨。這群人要么跟我們是同一種族，但只不過是成長的環(huán)境不同罷了，要么他們就從根本上與我們迥然相異，差別之巨大足以顛覆目前這個世界賴以運轉的基本法則。后9·11世界必須至少部分承認這兩種可能性，但是在9·11事發(fā)的當天上午，人們無暇做出判斷，因為他們就像影片《顫栗航班93》里的劇中人物一樣，因“什么”將要發(fā)生的問題焦頭爛額，無暇思考這一切“為什么”會發(fā)生，或者它們是“怎樣”發(fā)生的等一系列問題。如果說劫機者處在“現(xiàn)在”，那么空中管制人員和軍隊指揮官則會因為事件發(fā)生得“太快”而驚慌失措，而電影觀眾則會因為早已知道事情的經過，而覺得電影進展得“太晚了”，它們甚至會覺得無聊，因為只有在電影中的乘客們身處現(xiàn)在時，只有這樣，在受眾的體驗當中，一切行動才皆有可能發(fā)生，任何理性的分析都還不可能進行。影片《顫栗航班93》通過讓觀眾體驗了一場經典的國家災難——用登比的話說就是“事件的接踵而至”，從而引導觀眾們經歷了一次現(xiàn)實生活中還未實現(xiàn)的情感宣泄。同時，影片還釋放了我們一直埋藏在心里的欲望，那就是我們十分想嘗試去了解到底是什么促成了9·11的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