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語的眾多辭書里，“醒”字都沒有貶義。如《辭源》(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九年)釋以“醉解”“夢覺”“覺悟”等等，醒都是與昏亂迷惑相對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聰慧的含義。

屈原的《漁父》詩中有“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名句，對“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馬橋人不是這樣看的。恰恰相反，馬橋人已經習慣了用縮鼻糾嘴的鄙棄表情，來使用這個字，指示一切愚行?！靶选笔谴赖囊馑??！靶炎印碑斎痪褪侵复镭?。這種習慣是不是從他們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時候開始?

約在公元前二七八年，醒的屈原，自認為醒的屈原，不堪無邊無際的舉世昏醉，決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惡，投水自斃于汨羅江，也就是羅江的下游——現(xiàn)在那里叫作楚塘鄉(xiāng)。他是受貶放逐而來的。他所忠誠報效的楚國，當時“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引自《戰(zhàn)國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長歌當哭，壯志難酬，悲慨問天。如果他不能救助這個世界的話，他至少可以拒絕這個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賣和虛偽，他至少可以閉上眼睛。于是他最終選擇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頓自己苦楚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線經辰陽、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繞達羅地。其實，這是一個楚國貶臣最不應該到達的地方。羅人曾經被強大的楚國無情驅殺，先一步流落到這里。當楚人被更強大的秦國所驅殺時，屈原幾乎循著同樣的路線，隨后也漂泊而至。歷史在重演，只是已經換了角色。同泊異鄉(xiāng)，相繼淪落，恩怨復何言?

屈原當過楚國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當然熟知楚國的歷史，熟知楚國對羅國的驅殺。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羅江之岸時，見到似曾相識的面容，聽到似曾相識的語音，身歷似曾相識的民風鄉(xiāng)俗——這僥幸逃脫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難想像，當屈辱而貧弱的羅人面對侵略國的前任大臣，默默無言地迎上來，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終于援以一簞一瓢之時，大臣的雙手是否有過顫抖?

歷史沒有記載這一切，疏漏了這一切。

我突然覺得，屈原選擇這里作為長眠之地，很可能有我們尚未知曉的復雜原因。羅地是一面鏡子，可以讓他透看興衰分合的荒誕。羅地是一劑猛藥，可以讓他大瀉朝臣內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濤聲，抽打著他的記憶，不僅僅是在拷問他對楚國的怨，也在拷問他對楚國的忠，拷問他一直自我珍視并且畢生為之奮斗的信念。此時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貶，應該具有對付落難的足夠經驗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經長旅蠻地日久，對流放途中的饑寒勞頓也應該習以為常不難擔當。他終于在汨羅江邊消失，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發(fā)生了某種根本性的動搖，使他對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驚懼，對歷史之外更大的歷史感到無可解脫的迷惘，只能一腳踩空。

他還能在別的什么地方得到更為明亮刺目的——醒?

他還能在別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視的——醒?

這是一種揣測。

屈原在羅地的時候，散發(fā)赤足，披花戴草，飲露餐菊，呼風喚雨，與日月對話，與蟲鳥同眠，想必是已經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來《辭源》之類的看法)，也確確實實是醒了(馬橋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臨江一躍，溝通了“醒”字的兩種含義：愚昧和明智，地獄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羅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貞，但他們諒解了已經敗落的敵手，對屈原同樣給予了同樣的悲憐——這就是后來每年陰歷五月初五劃龍船的傳統(tǒng)。他們拋下粽子，希望魚蝦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們大鑼大鼓地喧鬧，希望喚醒沉睡江底的詩人。他們一遍遍聲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圓睜，嗓門嘶啞，大汗淋漓。他們接天的聲浪完全掩蓋了對楚營的萬世深仇，只為了救活一個人，一個陌生的詩人。

這種習俗，最早見于南朝時梁人宗懔所著的《荊楚歲時記》。這以前并無端午紀念屈原的說法。事實上，劃龍船是南方早就常見的祀神儀式，與屈原并沒有可以確證的關系。把兩者聯(lián)系起來，很可能是文人對歷史的杜撰和幻想，為了屈原，也是為了自己。越來越隆重的追祭意味著：如果終究有一種永久的輝煌可以作為回報，作為許諾，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點安全和欣慰?

屈原沒有看到輝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輝煌。相反，馬橋人對“醒”字的理解和運用，隱藏著另一種視角，隱藏著先人們對強國政治和異質文化的冷眼，隱藏著不同歷史定位之間的必然歧義。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羅地人獨特歷史和思維的一脈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