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大王變身為“文圣”，連同前面提到的李舜臣迅速升格“武圣”的事實，都源于韓國政府、知識界和民間彼此配合的文化民族主義寫作。這個寫作的幾個標志性意義特別值得關注：

第一，打破漢字文化圈的世宗大王被提升為“文圣”

中國與東亞諸國在國家理想方面向來注重“文治武功”。因此，當1968年光化門廣場首次出現(xiàn)“武圣”李舜臣雕塑后，另一個“文圣”象征物的出現(xiàn)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意。問題在于，誰才有資格成為韓朝歷史上的文圣。按以往正統(tǒng)論的思路，并且從對韓朝思想史的影響以及對東亞儒學史的影響來看，首屈一指的文圣當屬朝鮮大思想家李退溪（1501－1570）。這位遠承孔孟心法、近守朱熹遺教的儒者一向被稱為韓國的孔夫子或韓國的朱子。他一生撰寫《退溪全集》、《四端七情錄》、《朱子書節(jié)要》、《心經釋義》《圣學十圖》等多部文獻，創(chuàng)立退溪學派，其陶山書堂為國培育人才300多人，其中包括“壬辰倭亂”時總管軍務的一代名臣、性理學家柳成龍。“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他的頭像很早就出現(xiàn)在1000元韓元紙幣上。

盡管在今日的東亞學界日益得到關注，但李退溪的聲名在韓國近幾十年的文化民族主義建構中卻呈下降趨勢。最合理的解釋是，李退溪即使再偉大，也只是漢字文化圈里的一個鏈條，而世宗大王則被視為打破這個文化圈鏈條的第一人。這應該是世宗大王取代李退溪而成為韓國文圣的根本原因。

第二，“世宗大王現(xiàn)象”顛覆了中華正統(tǒng)論的歷史敘事

將世宗大王奉為首屈一指的文圣，折射出民族主義意識在韓國史學界的影響，這種意識的核心是解構史學敘事中的中華正統(tǒng)論，它與韓國現(xiàn)代性意識的增長密切相關。韓國學者2002年出版的《新編韓國史》將民族主義史學意識追溯到朝鮮王朝后期：“到朝鮮后期，由于從中國吸收西方文化，使得以中國為中心的思考方式發(fā)生了變化。歷史學擺脫了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中華主義，開始強化對各國獨立性和特殊性的深入理解。從編纂方式看，擺脫了以中國皇室為本紀、以本國歷史為世家的紀傳體編纂方式，形成了以本國為中心敘述歷史的意識。……正統(tǒng)論原來只是中國史學界長期通行的歷史認識，但朝鮮后期的韓國史研究則要建立獨立的韓國歷史體系。……中華主義的絕對性開始崩潰。”

從上述背景看，“世宗大王現(xiàn)象”是韓國民族主義史學敘事的世俗表現(xiàn)。這種史學敘事的特點是兩面樹敵：如果說李舜臣雕塑意味著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拒斥，那么世宗大王雕塑就代表著對中華主義的“心靈殖民”的拒斥。這種中華主義的基本內涵當然就是漢字文化圈以及它所承載的儒學文化圈。

第三，去殖民化寫作=去中心化寫作=自我中心化寫作

韓國文化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近些年后現(xiàn)代話語中的“去殖民化”潮流正好合拍。賽義德《東方學》就是這種去殖民化寫作的經典。該書的目的是顛覆傳統(tǒng)東方學中的歐洲中心論。而在東亞諸國，除了近代從西方舶來的歐洲中心論外，另一種歷史更久遠根基更深厚的中心論當屬中國文化中心論。因而，原本屬于漢字文化圈的東亞諸國在史學上的“去殖民化寫作”，必然體現(xiàn)出“去中國中心化意識”。一旦將原來的文化中心當作異在的“他者”加以去除，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種“自我中心化的歷史敘事”。這種敘事在韓國體現(xiàn)為韓國本位的寫作，它使傳統(tǒng)歷史書寫的重心發(fā)生位移：譬如在民族起源的敘述中，一定要強調韓國文化具有與中國無關的獨立起源。在涉及中韓關系史時，往往會強調中國在歷史上對韓朝民族的壓迫，但卻淡化或抹去中國與韓朝在歷史上的親密合作關系。甚至在關于韓國瓷器史的寫作中，也往往會盡量強化韓國瓷器工藝的獨立起源。這種歷史敘事重心的位移在慶州新羅博物館、牙山的顯忠祠博物館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