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農村中學任教，忽然一個電報打過來，說得了肺結核。當時父親出差在外，一貫動作遲緩的母親，卻第二天便親自坐火車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療，竭盡心力地讓他康復；在那期間，哥哥的戶口都已遷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無多大困難，但母親卻像給小燕舐傷的母燕，一旦小燕傷好，仍是放飛沒商量，絕不作將哥哥留在身邊之想，哥哥后來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遙遠，而且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中學。有鄰居認為這不可思議。但母親心安理得。

母親可以離開子女，卻不能離開父親。除了抗日戰(zhàn)爭期間，因“逃難”，母親一度與父親分居，他們兩人在漫長的生涯里，始終廝守不棄。1960年，父親調到張家口，那是“口外”，其艱苦可想而知，有人勸母親，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過些年父親也就該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況北京有我，師專畢業(yè)，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豈不面面俱到？母親卻絕無一分鐘的動搖。她一聽到調令，便著手收拾家當。她隨父親到了塞外，在那里經歷了“文革”的洗禮，其間該軍校所有教員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隨軍家屬，提出自己有獨立的戶口，并非軍校工作人員，要留下來安家，經動員無效，也只好安排，這樣后來軍校徹底“砸爛”時，一些教職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屬那里，生活條件較為改善，但我母親照例絕不作此考慮，她又是連一分鐘的遲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隨父親上了“悶子車”，一路席地而坐，被運到了湖北干?！瓕τ谀赣H來說，夫婦是不能自動分離的，無論遇到什么情況，也無論哪怕是短暫的分離可能帶來某種將來的“好處”，她都絕不考慮，那真是無論花徑錦路，還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與父親攜手同行，在每個可能的日夜。這是封建的“嫁夫隨夫”思想嗎？這是“資產階級的戀愛至上”嗎？或許，這仿佛老燕，勞燕雙飛，是一種優(yōu)美的本能？

把母親的絕不能與父親分離，與她對成年子女的絕對放飛，相合來看，現在我意識到，這樣的母親，確實很不簡單?；蛘?，換個說法：這本是一種最普通的母親，但，起碼在我們現在置身其間的社會環(huán)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

七

以我的“政治嗅覺”，直到1966年春天，我還是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疾風暴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當時不到24歲，卻已經有了近五年的教齡，教學于我頗有駕輕馭熟之感。中學是一個很小的天地，那時離政治漩渦中心很遠，我除了教書，就是坐在學校宿舍里讀書，寫一點小文章投寄報紙副刊，掙一點小稿費，還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園等處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一發(fā)表于上?！段膮R報》，我就在學校閱覽室里讀了，心中有一點詫異，卻也僅只是“一點點”，其他老師似乎連閱讀的興趣也沒有，誰也沒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們所有人卷進一場浩劫的發(fā)端；我投給《北京晚報》的小文章，有時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話”旁邊，但我既沒有什么受寵若驚之感，更無不祥之兆，因此當幾個月后暴怒的“紅衛(wèi)兵”質問我為什么與“燕山夜話”“一唱一和”時，我竟啞然失聲……

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制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后，終于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于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于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那時我雖然已經掙到每月54元的工資，又偶爾有個5塊10塊的稿費，一個人過，經濟上一點不困難，我偶爾也給母親寄上10塊20塊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買現成的被套，買白布來縫？那是我難以考慮的，這種事，當然是問母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