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見到楊云峰是我48歲被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盧溝橋，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說話，不要給領導找麻煩。我記憶猶新。當時，他正在吃一碗面條，掉在桌上的面條被他抓起來送到嘴里。他上下穿得還算整齊?？上?，他已經不認識我了。吃完，他就被請上一輛小車。我目送他離去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天他穿的是一雙新鞋！

聽說他在路上發(fā)覺舊戲重演，所以，掙扎，拳打腳踢。

他認定他屬于盧溝橋，他認為他的歸宿是位于盧溝橋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

他在67年前在那里殺過日本人。確切地說，是殺過侵華日軍鬼子兵！

在血腥的侵華戰(zhàn)爭中，有多少中華兒女義無反顧地為國捐軀了？數(shù)也數(shù)不清呀！

他！97歲的楊老頭兒不是幸存者嗎？

我想起這件事就感到辛酸。

我還想起兩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1973年，我在鐵道兵六師汽車營四連炊事班當兵。當時，部隊在陜西省鎮(zhèn)巴縣漁渡壩村。我的任務是每天站在直徑1.5米的大鐵鍋前，用大鐵鍬給全連186名官兵炒菜。那時，窗外總有一瘦小老頭兒眼巴巴地看著我，要飯。

我把下巴抬起來對窗外的老頭兒喊：“嘿！老頭兒！你怎么總來呢？——滾蛋！”

老頭子說：“小同志，我這里有復員軍人的證件哩！”他顫顫巍巍地打開破包，取出一張舊紙遞給我，我看了吃驚得差一點從鍋臺上摔個跟頭。那張復員軍人證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張小照片，有第二野戰(zhàn)軍的大紅章，還有劉伯承和鄧小平的親筆簽字。我急忙打開老頭要飯的口袋，用鐵鍬鏟上米飯裝滿。不巧，這事情讓營教導員老遠地看見了。在軍人大會上，我受到了嚴厲的批評。軍人大會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導員找到我，厲聲喝道：“立正！你給我站好！十八了！你是軍人！哭什么哭！——想翻案不成？”

1973年，那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以，有“翻案”的單詞流行。這個單詞，原來是給劉少奇同志專用的。不知教導員怎么又按在我的頭上了。

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那是咱們的老兵！有劉伯承、鄧小平的簽字哩?！?/p>

教導員大驚，他和氣地說：“我沒調查，我錯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這個老同志來了，就給我用鐵鍬，把他的家伙式兒統(tǒng)統(tǒng)都給我裝滿！”

徐教導員，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給你敬禮呀！

我要講的第二個故事，和楊云峰有關，也和“要飯”有關。

2001年，楊云峰要飯到盧溝橋抗戰(zhàn)館，領導說：“誰認識他干女兒家？沒人認識的話，就再把他送走啦！”我為了討好領導，也擔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就自告奮勇地大聲說：“我知道！”

楊云峰干女兒家住豐臺區(qū)東高地萬源南里。一路上，楊云峰對我說：“她不是我親生的，我去投奔她，讓她不高興哩！光給我臉色看！你還是讓我去要飯吧！天南海北，自由自在，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你說‘倒’的意思，是睡還是死？”我問他。

在車上，我看了看他縫了又縫的破書包。根據(jù)他回憶，他的破書包是1952年買的，縫了又縫，補了又補。那里面幾乎裝下了他全部的家當和讓人辛酸的食物——很硬的饅頭，不知從哪里要來的，有個水杯，有兩件破衣服。

我也是復員軍人，我如果要飯的話，也需要帶上這幾樣東西。

可是，我身邊的楊老頭兒是盧溝橋事變、是抗日戰(zhàn)爭的親歷者呀！我感到自己在犯罪。

楊云峰的干女兒家在五樓，老頭兒登上去居然不是特別費勁，這和鍛煉有關。

在楊云峰干女兒家，楊云峰和我，果然見到了令人尷尬的目光。

我是自尊心不強的人，甚至連我這樣的人看見這種目光后，都想出門去要飯了。

楊云峰老人，想起這件事情我就感到對不起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