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權力格局向東轉(zhuǎn)移的同時，重建國際信息新秩序也成為自醒自覺民族和國家的普遍認同。問題是，世界權力的轉(zhuǎn)移是否會導致新的國際沖突？世界和平的理想，是否能夠從中國、印度這樣的傳統(tǒng)文明中獲得新的營養(yǎng)？未來的國家實力，如何在硬實力與軟實力之間找到一種良性的平衡？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真的是世界潛在的規(guī)律？

筆者認為，影響世界和平最關鍵的因素是資源稀缺所導致的利益之爭，但與此同時，那種“你們”與“我們”、“東方”與“西方”之類的二元思考框架，也影響著人們無法超越自我格局的思維定式。這種“你們”與“我們”、“西方”與“東方”的區(qū)隔，不僅表現(xiàn)在地緣政治、經(jīng)濟利益之中，也表現(xiàn)在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價值等方面。從“黃禍論”到“中國威脅論”、從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到布熱津斯基的“全球權力危機論”、從福山的“歷史的終結(jié)論”到保羅·肯尼迪的“美國的衰落論”，都能夠發(fā)現(xiàn)“西方”與“非西方”、“我們”與“他們”的實質(zhì)性區(qū)別。誠如保羅·柯文所言：“美國人在處于逆境時，依然可能在感情的最深處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種經(jīng)過夸大的‘我們’與‘他們’的兩分法思想中去，認為‘我們’代表‘文明’，‘他們’則代表文明的對立面?！边@種思維定式以自我為中心，建構(gòu)對于他者的想象，誤解、誤讀與認知偏見在所難免。民族國家間、宗教信仰間，乃至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tài)間之隔離與沖突蓋與此有著密切勾連。在全球化時代，社會交往頻度、廣度和交往技術都較以往有著根本區(qū)別。因此筆者認為，人類社會唯有完善“與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東”/“西”的二元思維定式，方能化解文明之沖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歷史上從來不乏智者對此進行深入的思考。芝加哥大學的謝爾登· 波拉克（Sheldon Pollock）教授曾出版過一本專門論述世界主義精神的著作，名叫《世界主義》。在該書中，他專門討論了印度的世界主義精神，以及這種精神與歐洲歷史上出現(xiàn)的世界主義精神之間的差異。與世界主義對等的概念——“天下”，同樣見之于中華文明。它的確隱含了“世界主義”的含義?！疤煜轮髁x”與西方的“世界主義”盡管存在差異，但它仍可以看作是古希臘“世界主義”的對應詞（杰拉德· 德蘭迪、郭忠華，2011）。在西方，隨著希臘城邦擴張到波斯，然后又到印度，四海為家的世界主義思想便自然而然萌生了。古希臘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第歐根尼聲稱“我是一個世界公民”，第一次清楚地表達出世界主義最初的理念之一就是追求個人自由。而智者學派的安提豐（Antiphoon）的雅典思想家就“以毫不含糊的詞語斷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并譴責貴賤之分和希臘人野蠻人之分”，他的見解“表述了一種堅定的世界主義”。之后斯多葛派的哲學家們認為，世界主義是一種普世觀念，反映了人類成員間親密而安全的關系，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一種個人的自由行為。斯多葛派批評了古希臘人思想中將政治團體局限于城邦的傾向。芝諾（Zeno）認為，一個理想的世界城市應建立在一個囊括更廣泛的人類社會成員的基礎之上，他強調(diào)政治責任來源于強烈的主觀情感。公民是宇宙整體的一部分，即國家應當是一個世界國家的想法，形成了羅馬人和基督教思想的世界普救說的基本觀點，給當代社會展現(xiàn)了一種超越我們現(xiàn)在所屬社會的人類社會的景象。

1772年法國著名思想家讓–雅克·盧梭在他的《關于波蘭政府的思考》一書中，預見到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新時代里，再沒有法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國人之分，而只有一種人的存在——歐洲人。他們有共同的品位、一樣的激情以及相同的生活方式。1784年康德發(fā)表了《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宣稱歷史正在趨向于締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