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以北的狩獵、游牧民族，只要走出原始森林，走出茫茫草原，走出無邊沙漠，進入中原，終要被漢民族同化。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的，是快樂還是痛苦的，皆大勢所趨。這種民族大融合，歷史上有三次：一是“五胡亂華”時。東漢末黃巾起義，三國鼎立。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乘機南侵，有的定居中原，與漢人雜居，通稱“胡人”，族群之間經(jīng)濟、文化空前交流，持續(xù)136年之久，漸漸漢化。隋煬帝楊廣、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的母親，都是鮮卑拓跋氏。3世紀至9世紀，長城兩邊胡漢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結果誕生大唐文明。二是遼、金與兩宋對峙，至元統(tǒng)一。唐末，契丹勃興，建立強大國家政權，為北宋勁敵。遼用許多漢人為官，推行漢化。不斷襲侵北宋，北宋被迫簽訂“澶淵之盟”，向遼進貢歲幣換取暫時和平。連同軟弱的北宋，后被東北崛起的女真一舉滅掉，建立大金。南宋與大金角逐曠日持久，而此時蒙古族興起，1206年統(tǒng)一蒙古各部，1234年滅金，1275年滅南宋。這些民族攻入長城以南，漸漸接受漢文明，融入漢文化。三是滿人入關。就在朱元璋將蒙古勢力趕出長城外的三百年后，女真后裔滿人再次問鼎中原。滿漢長期雜處，滿人企圖用滿文化駕馭漢文化，反被漢文明容納。歷代修筑長城的初衷是軍事防御，但長城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阻隔，而是全方位促進民族融合，見證中華民族在滄桑變遷中發(fā)祥。“夷夏大防”是導致歷史上民族矛盾和沖突的根源之一，而“天下一家”才是促進族群融合、民族進步的根基。但是，族群之間的攻伐、吞并、戰(zhàn)爭，甚至一個族群內部的自殘，也大大傷害了民族感情。那是一個個時代的悲劇，一個個族群的傷慟，已成為過去。

長城，生于亂世，沉寂于盛世。

在中國歷史上，有三大朝代不修也無須修長城——唐、元、清。唐代雖有突厥入邊，但能審時度勢，以和為主，以戰(zhàn)為輔。唐代本身經(jīng)濟繁榮，社會穩(wěn)定，文化燦爛，尤其通過邊貿與文化交流、和親等政策，使中原與北方游牧族群逐漸達成和諧。不修長城，是來自一個泱泱大國的國力、胸懷與自信。長城因戰(zhàn)爭而生，又因和平而終。清代，經(jīng)康雍乾從容打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基本形成，東西南北各少數(shù)族群融入華夏大家庭、中國歷史圈內，更沒有修長城的必要。而元生存時間匆促，本是游牧民族，沒有時間也沒必要去修。每當亂世，北方狩獵、游牧民族無不伺機南下，一徑威脅中原王朝，加上一些朝廷政治腐朽，皇帝昏庸，不得不修長城茍延殘喘。秦動用軍隊四十萬，征遷民夫五十萬，浩浩蕩蕩一百萬人大修長城。而秦時只有兩千萬人口，平均每二十人就得有一人修長城，基本動用整個國家人力財力物力，并調二十萬軍隊守衛(wèi)。一邊戍疆，一邊耕作，屯墾戍邊年復一年，許多人很難再回故土，長城兩邊留下了他們的森森白骨。秦代不許男子“倒插門”，孟姜女丈夫就因此被告發(fā)而抓去修長城。這個民女因丈夫一去數(shù)年杳無音信，帶著寒衣千里迢迢來到山海關，發(fā)現(xiàn)丈夫早成一堆白骨。失去人心，長城再堅固也枉然。秦始皇靠武力打江山，又靠武力治天下，政權最后被兩個民工搞垮了。統(tǒng)一靠剛強，滅亡也因剛強，本為強者不懂靠民心治天下，不知以柔弱態(tài)度面向這個世界。天道只有一個，沒有哪個人能搞定這個世界，實際都被這個世界所搞定。秦始皇死后不到七年，農民起義軍便攻入咸陽，他那橫行天下的萬世基業(yè)只傳一代，二世而亡。“中國內竭，以喪社稷。”一個偉人與一介武夫、暴君，統(tǒng)一六國，又通過折騰長城，勞民傷財，天命難違。

長城，鑄就世界級軍事防御屏障，并未真正擋住北方族群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