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肇建的共和政體垮臺、國家陷入軍閥割據(jù)，加上日本虎視眈眈，意圖染指中國，這雙重刺激在中國掀起了藝術和政治上的波瀾，造就了著名的五四運動。作家與學者超越對掌權人的批判，而將苗頭直指他們以為陷中國于眼前悲慘窘境的整體傳統(tǒng)舊秩序。因循守舊和盲從權威，使中國人被困在迂腐無用的思想或行動里。誠如激進分子主張的那樣，對中國而言，追隨“德先生”和“賽先生”（套用當時的語詞，即“民主”與“科學”）邁向現(xiàn)代化的時機已然成熟。協(xié)約國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的背棄，讓許多中國人更加相信馬克思主義才是中國希望之所系，中國并不適合走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政體之路。此外，他們也期待國內的根本變革，能讓中國在國際上更為強勢。

周恩來在這個時候回到天津，他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政治工作上，在此期間他與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十五歲的鄧穎超邂逅，七年后周恩來與鄧穎超結為連理。

1920年，周恩來搭船前往法國勤工儉學，拓展他的海外視野。隨后的三年里，周恩來靠著為中國報紙撰稿和仆役工作貼補生活費用。他還語氣堅定地寫信給鄧穎超，向她保證“我連一個女性友人都沒有，我也不打算認識女性友人”。周恩來以法國為據(jù)點，周游各國。他到過倫敦，但不喜歡當?shù)氐沫h(huán)境；他也去了德國，并對那里有很好的印象。周恩來漸漸在華人同胞的圈子中闖出名號，他以組織人、作家、革命者的角色馳名。（法國警察終于風聞周恩來的活動，只不過那已是周恩來回到中國六個月之后了。）1922年夏，周恩來協(xié)助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旅歐支部。盡管世事難料，周恩來已為將來主管中國外交事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周恩來是在1924年的夏天回到祖國。這時國政雖由軍閥把持，但華南地區(qū)正在醞釀新興的政治運動。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就如其黨名所顯示的，帶有民族主義的精神，由激進派、工人和資產階級共同組成。在蘇聯(lián)的援助之下，這個黨正歷經(jīng)重建組織架構和建立軍隊的時期，蘇聯(lián)人認為這是打擊帝國主義的必要手段。蘇聯(lián)還要求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與國民黨合作。團結國共兩黨驅逐西方強權之后，屆時中國共產黨，誠如莫斯科的職業(yè)革命家們所盤算的，將推翻國民黨，名正言順地展開社會主義革命。周恩來為國共合作嘔心瀝血，甚至實際上主管了國民黨的軍事學校，擔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恩來還抽空與鄧穎超完婚，這時的鄧穎超已是經(jīng)驗豐富的革命家。鄧穎超也像周恩來一樣，為革命全心全意奉獻自己。就像許許多多的革命妻子，鄧穎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20世紀30年代初，鄧穎超患了肺結核，所以當共產黨為逃離前盟友國民黨的圍剿而不得不進行漫漫長征時，鄧穎超不得不拖著病體隨部隊艱難前行。

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一度前景可期。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國民黨起碼在名義上完成了中國的統(tǒng)一，中國終于擁有了一個可運作的中央政府?；蛟S是出于經(jīng)年累月剝削中國所萌生的罪惡感，列強紛紛歸還上一世紀自中國強取而來的租界，以呼應中國的統(tǒng)一之勢；唯獨日本無動于衷。共產黨人并未能分享勝利的喜悅，因為當蔣介石不再需要共產黨臂助時，便把槍口轉向他們。直到1927年年底，已在城市茁壯發(fā)展起來的共產黨組織遭國民黨強力彈壓，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不是被撲殺，就是被關押入獄。少數(shù)散落四方的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周恩來被國民黨重金懸賞，但他仍然冒著風險聯(lián)合共產黨人的殘余力量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成功躲避國民黨的追捕，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3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