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學家張維迎則以《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為題與郎咸平隔空交火：

國有企業(yè)改制過程中存在不存在國有資產(chǎn)流失的問題？肯定是有的。但總體上我的判斷是，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社會財富不斷增加的過程，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這種改革當中獲得好處。一個企業(yè)的效率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如果在原來國有的條件下生存不下去了，市場份額不斷縮小，而賣給民營企業(yè)，它的市場份額不斷擴大、營業(yè)額不斷增長的話，國家的稅收不斷增加，你怎么能說國企民營化之后沒有效率呢？怎么能說這種改革不對呢？

……

對于大眾對郎咸平的“有良知的經(jīng)濟學家”的定義，張維迎認為迎合某些大眾情緒的學者并非真正具備學術良知的學者：

我還想特別強調(diào)，學者在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的時候，不應該被大眾的情緒所左右，不應該去迎合某些大眾的心理情緒，因為那樣做是對社會、對國家是很不負責的。一個學者的獨立性，不只是指要獨立于政府的意識形態(tài)、個別利益集團的利益，還包括你要獨立于大眾的情緒化的東西。這后一點更難做到，我們知道，歷史上不少偉大的學者正是被公眾輿論扼殺掉的。學者在討論問題的時候，要保持平和的心態(tài)，而不應該嘩眾取寵。而且，學者也不應該尋求學術以外的手段去解決學術問題，包括借助媒體、網(wǎng)絡。真理是不能用投票的辦法決定的，否則也就不需要學者了。一個學者如果只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為迎合大眾的流行輿論而講話，那他就已經(jīng)喪失了學者的獨立性，也喪失了基本的學術良知。這樣的學者在西方學術界是被人所不齒的。而在我們這里，卻常常被認為是有“良知”的學者，這是非?？杀氖虑?。

復旦大學中國經(jīng)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也以《學術的邊界》為題指出，如果是純粹出于學術的目的的話，研究的方式和論文的表達方式就應該是不包含價值判斷的，在涉及一些具體的被研究對象時，也應謹慎處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從這個意義上來判斷，郎咸平的公開演講似乎不能認為是純粹的學術活動，從演講的題目到內(nèi)容已經(jīng)有了強烈的價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強的和超出學術討論范疇之外的表述方式。

而另一些經(jīng)濟學家，如左大培、楊帆、韓德強等則不遺余力地為郎咸平搖旗吶喊。

8月28日，“國有資產(chǎn)流失和國有經(jīng)濟發(fā)展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受邀的“主流經(jīng)濟學家”大都沒有到場，而左大培、楊帆、韓德強、楊斌等人悉數(shù)到場聲援郎咸平。由于勢不均力不敵，整個研討會成為對產(chǎn)權改革以及“主流經(jīng)濟學家”的聲討大會。此外，左大培還發(fā)表了一篇近3000字的聲明，表明堅決站在郎咸平一邊：

我極為痛心地看到，最近幾年集體企業(yè)特別是國有企業(yè)的所謂“改制”，成了極少數(shù)人對公有財產(chǎn)，甚至中小股民財產(chǎn)的瘋狂侵吞。這種侵吞是由各地甚至某些中央機構的政府官員批準甚至授意的，因而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某些卑鄙的所謂“經(jīng)濟學家”，特別是那些熱衷于既謀得高官又迅速致富的無恥之尤，更是為虎作倀，不僅為這種掠奪人民財產(chǎn)的行為辯護，給它們戴上“改革”的高帽，而且還直接為掠奪者出謀劃策，某些掠奪人民財產(chǎn)的“改制文件”就是這些人起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