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爾看來，康德雖然沒有十分清楚地認識到產生性的想象力在思中的最高地位，但他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主體的“如何思”，對主體之為主體的情況在某些本質方面作出了推進，并已經把時間現(xiàn)象劃歸到主體方面。

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譯本，30頁，1987；德文本，24頁。

海德格爾還指出，康德繼承了笛卡爾的“我思”，把“我思”、理性看做是人的本質，而康德的“我思”，即是“我維系”，一切維系都是“我維系”；康德的這種分析也有其積極性的東西：一方面他看到從存在者狀態(tài)上把“我”引回到一種實體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在我之思中探索了我之在，把我之思作為我之在的基本現(xiàn)象內容。

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譯本，378頁，1987；德文本，318～319頁。

但是，盡管海德格爾對康德的哲學人學作了這樣的肯定性的分析，他在根本上還是把康德作為傳統(tǒng)形而上學理性人學的代表人物來看待的，也是從這一根本性的維度來分析康德人學的缺陷的。首先，海德格爾指出，康德始終沒有窺見到時間問題的奧秘，因為，一則康德并沒有對存在問題進行一般性的分析，反而“教條式”地繼承了笛卡爾的立場，二則他對時間的分析仍然以流傳下來的對時間的通常領會為標準，因而，時間與“我思”之間的決定性聯(lián)系就仍然還隱藏在一團晦暗之中，對他來說，這種聯(lián)系根本就沒有成為問題。其次，康德將“我”把握為主體，這在存在論上又滑回到了主體（或實體）存在論中去，“因為主體這一存在論概念所描述的不是‘我’之為自身的自身性，而是一種總已現(xiàn)成的事物的自一性與持存性。從存在論上把‘我’規(guī)定為主體，這等于說：把我設為總已現(xiàn)成的事物”

（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譯本，379頁，1987；德文本，319～320頁。

總之，海德格爾認為，由于康德仍然處在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氛圍中，他就耽擱了一件本質性的大事：耽擱了此在的存在論。毫無疑問，康德的哲學人學思想對海德格爾的人學思想，特別是對他前期的此在生存論存在論闡釋產生了重要的“激發(fā)”性影響，即康德的想象時間論激發(fā)了海德格爾“把時間闡釋為使對‘存在’的任何一種一般性領悟得以可能的境域”

（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譯本，1頁，1987；德文本，1頁。

但是也應該指出，這種影響仍然是海德格爾對康德的形而上學人學進行批判這一前提下的影響，這從海德格爾的后期思想看尤其如此。從肯定性的程度上來說，并且從海德格爾人學思想的整體來看，康德哲學人學對海德格爾人學的影響遠不如早期希臘的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的思想人學對海德格爾的影響更大、更根本。

黑格爾是海德格爾所經常評判的近代形而上學的又一代表人物。海德格爾在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對黑格爾哲學的看法與我們今天對黑格爾哲學的看法在實質上可以說是相同的：黑格爾哲學是傳統(tǒng)形而上學所達到的極端形態(tài)。海德格爾指出，分析思想與存在（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是近代哲學的主要目的之一。近代哲學的實際進程就是把思想理解為主體性的根本方面，把存在者理解為思想的客體對象。這就是說，近代哲學從思想方面（以至從實踐方面）突出了人的理性主體性。而黑格爾則把近代哲學這種本質性內容發(fā)展到極端。在黑格爾那里，哲學的事情本身就是思想，就是近代以來所歷史地規(guī)定的主體性。當黑格爾說“‘不僅應當把（哲學的）真實的東西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時，那么這意思是說：只有當存在者的存在，在場東西的在場在絕對理念中自身成為當下自為的時，它才是公開的因而是完全的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