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晚清，國門大開。自同治經(jīng)光緒直至宣統(tǒng)年間，留學風潮由低而高，漸至風起云涌。為鼓勵士子出國留學，同時吸引學成人員歸國效力，清廷采取了給予此輩出身功名之法。初，清廷對此輩僅給予頂戴、官職，但就留學生所獲之文憑和學位性質(zhì)而言，則與科舉功名更為相似。加之科舉制度歷史悠久，深入人心，授予出身之法更為士子所期盼。因此，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遂有張之洞所擬《鼓勵游學、獎以舉人、進士章程》之請，并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實行。據(jù)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章四，具體作法為：按照會試、殿試例，在保和殿考試。先須驗看文憑，方準予試。合格者賜予出身，并分別授官。初只試一場，不甚嚴格。至翌年學部成立，方納入正軌。自是始有洋舉人、洋進士之目。按原有專業(yè)，分別冠以農(nóng)科、工科、商科、政法科、醫(yī)科等名目。進士之上，應有翰林。遂定留學生授翰林之制：翌年春，集合留學生之得進士、舉人者，于保和殿廷試，相當于過去之朝考。進士列一等者授翰林院編修或檢討；列二等者授翰林院庶吉士；時人稱之為“洋翰林”。列三等者與舉人同以主事用，分部學習。在此“洋翰林”行列中，程樹德先生（1877—1944年）當屬佼佼者也。

據(jù)朱汝珍所編《詞林輯略》卷十一，程樹德，字郁庭。福建閩縣人。宣統(tǒng)元年（1909年）授編修。在法學界，程樹德先生的大名無人不知。其所撰《九朝律考》與瞿同祖先生所撰《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皆在20世紀80年代再版。法學是與時偕行之學問，諸多法學著作往往隨著時代更替和社會變遷而失去價值，但《九朝律考》卻可跨越時代限制，具有強大的學術(shù)生命力。因而頗值得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