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尹仲容倚重的幕僚，1965年擔任“經(jīng)濟部長”，高雄加工區(qū)即出自他的構想。之后他又調任“財政部長”，與放棄康乃爾大學教職回臺的劉大中，推動賦稅改革，建立所得稅系統(tǒng)，讓稅收制度化，并致力于籌措臺灣十大建設財源，他的一生是臺灣現(xiàn)代化的縮影。

當時還有銜命來修復臺灣電力的孫運璇，光復初期，電力設備遭轟炸毀壞殆盡，發(fā)電量不足正常的1/10。當時日籍3000多名電力技術人員一一撤離，甚至揚言：“臺灣可能從此要陷入一片黑暗?！钡珜O運璇不服氣，率領34名自大陸來臺的電力技師，帶著學生，一邊拼湊零件，一邊趕工，在五個月內就修復了80%的供電系統(tǒng)。1966年，臺灣供電普及率已高達99.7%，超過了當時的日本和韓國。

任教于臺大畜牧系的戈福江，來臺后，在日式宿舍的榻榻米上孵育了第一批來杭雞。之后他投入臺糖養(yǎng)豬事業(yè)，改良品種，使得天氣炎熱、沒有天然豬飼料的臺灣，居然有非常發(fā)達的養(yǎng)豬事業(yè)。1970到1980年全臺灣中學老師的薪水，幾乎都來自屠宰稅。畜養(yǎng)的豬只不僅島內供應充裕，還可以外銷日本，賺取驚人外匯。

在那個關鍵年代，臺灣確實有不少認真的公務員，鞠躬盡瘁地投入建設臺灣。他們也看清大環(huán)境的限制，有所為有所不為，更清楚自己所處的時代位置，面對自己的使命。

在人力即“國力”的考量下，1968年9月，蔣介石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大大充實了臺灣的人力資本，也為日后的經(jīng)濟起飛奠定了良好基礎。齊邦媛教授指出，九年義務教育“大約是蔣介石最后一張，也最具有永久影響的手諭”。

很多外省知識精英投入教育界，除了推行國語之外，也讓很多臺灣孩子第一次見識到什么叫“旗袍”。那種矮領寬松、下擺叉在膝蓋下的“抗戰(zhàn)衣裳”正式走入臺灣校園。他們的國語，帶來另一種文化想象。

黃春明初中二年級時，遇到了一位語文老師王賢春，帶領他走上寫作之路。她知道黃春明喜歡文學，不畏1950年代“禁書”的風險，介紹他讀了一本本大陸作家沈從文、朱自清、劉半農(nóng)、豐子愷、冰心以及俄國作家契訶夫等的作品，帶給鄉(xiāng)下長大、自幼沒有母親的黃春明畢生無可磨滅的影響。

當時臺大有傅斯年，“中研院”有胡適，數(shù)不清的中國知識分子在1949年后聚攏到臺灣，為臺灣注入新的文化及學術養(yǎng)分。

擠兌、攙雜、走味

原本臺灣文化就很多元，千余年來，近三十支的少數(shù)民族各自保有差異甚大的文化及社會。四百年前的閩粵移民，為臺灣帶來了第一波的中原文化；而后在歷經(jīng)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日本文化當然也隨之根植臺灣；等到1949年之后，大量遷臺的大陸各省移民，又帶來新的中原文化沖擊。

在中原文化再度急速進入本省文化的當下，所產(chǎn)生的沖突、拉扯、糾結等種種不適應，李安稱之為一種“擠兌”的過程。“擠兌”所形容的，像是把鍛燒白熾的鐵，瞬間放入冷水里；或像初春雪融、冰河涌動的聲音。從上游沖下來的冰塊，往下游河面的冰層推擠、卡位、互相侵蝕，彼此消長，最后化成更大的冰流。

國民黨來到臺灣，趕著要建立新秩序，急著用中原文化去“兌”換日本文化。好像1949年發(fā)行的新臺幣，面值一元的新臺幣兌換四萬元舊臺幣，也是一種倍數(shù)相差甚大的擠兌。

中原文化與臺灣和日本文化正面遭遇，兩相擠兌，各種不適應及矛盾漸次產(chǎn)生。有一句話說：“沒有沖突，就沒有認同?！辈町悘娀藢ψ约旱恼J識。

在戰(zhàn)后的臺灣，本外省族群對日本的“情感邏輯”完全不同。外省人在日本軍隊炮火及南京大屠殺的刀光血影之中，凝聚出一股強大的中華民族意識；而本省人卻在“皇民化運動”的洗禮后，自然留著日本文化的殘跡。

剛光復時就到臺灣大學當助教的齊邦媛，進到青田街日式宿舍，進門的玄關上竟然有一位叫錦娘的下女跪在那里迎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