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奇的經驗是，要脫鞋才能入室，“走到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別人的床鋪”。那時日本人還未全撤，齊邦媛夜里聽著日本歌曲《荒城之夜》，凄美得讓她忘了這原本是一首“敵人的歌”。

同樣的攙雜感受，還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幕：晚上小四全家吃著晚飯，背景傳來外面水果攤播放的日本歌，小四媽媽抱怨說：“怎么這音樂愈來愈大聲啦，唉，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現(xiàn)在住日本房子，聽日本歌?！甭爜頋M腹嘔氣。

在臺灣當局開放觀光后，蔣勛第一次去日本玩，竟被他母親罵到臭頭。

李安曾說：“對我來說，中國是一個春秋大夢，這個夢是真是假，我也說不上來。因為國民黨的關系，我在臺灣受的是中原文化的教育，又是外省第二代，所以成長中的認同感跟中原文化有密切關系。這是我的教養(yǎng)，由不得我選擇?！?/p>

但另一方面，國民黨建構的官方主流歷史，對于廣大的臺灣人來說，李安口中的“春秋大夢”，又何嘗不是一種“攙雜的感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吳密察曾指出：“戰(zhàn)后臺灣人的中華民族主義，是被國民黨硬生生‘嫁接’上來的。”

“嫁接”來的，不止于此，接續(xù)的美援、越戰(zhàn)，以及戰(zhàn)后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挾著強勢的商業(yè)及傳播能力，數(shù)十年來，又為臺灣植入大量的美國文化。少數(shù)民族、日本、美國以及中國各省和閩南、客家等多重文化，在臺灣這個小小島嶼上，不斷混血、攙雜、對話、交融。

刺殺蔣經國

時代整體性的壓抑，潛藏于臺灣社會內部底層，但反抗的力量還是不斷醞釀。1969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從幕后走到幕前，以準接班人的態(tài)勢，掌控了黨政軍大權，比院長更有實權。沒想到時隔一年，就在蔣經國第五度訪美時，他在最嚴密的保護之下險遭暗殺。

1970年4月24日，一個陰冷的早晨，一個中等身材、穿風衣的年輕男子越過警探守衛(wèi)的人墻，闖入紐約廣場飯店（Hotel Plaza）旋轉門前的臺階，迅速從風衣里掏出一把槍，“呯——”的一聲，朝向蔣經國開槍。

開槍的殺手是當時三十三歲的黃文雄，當時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就在他舉手開槍時，一個機警的警衛(wèi)飛將過來“啪”地把他的手臂往上托，子彈飛過蔣經國頭上，他又迅速開了第二槍，這時蔣經國已經走進旋轉門右側了，子彈在玻璃上留下彈孔。

他手里的點四五貝瑞塔（Beretta）槍口還在發(fā)燙，驚懼的心臟在胸脯里劇烈搏動，隔不到一秒，他就被高大警探壓制在地。當時一同遭到逮捕的，還有情急之下跳出人群救他的妹婿鄭自才。

黃文雄和鄭自才的保釋金當時高達十九萬美元，這筆巨款卻在兩個月內就籌足了。捐款的留學生、僑民本外省籍皆有，美國媒體看出踴躍捐款背后的意義，注意到反蔣聲浪，也間接鼓舞反抗運動。這十九萬美元的保釋金，每分錢背后所代表的決心意志，都比那兩顆子彈更令國民黨害怕。

蔣介石去世

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蔣家政權的接班布局已定。1975年4月5日清明節(jié)深夜，一個風雨交加、雷電大作的夜晚，蔣介石因突發(fā)性心臟病去世。

那時全國學生上學通令帶孝，全臺灣仿佛默哀了一個世紀之久，學生也分別從蔣經國所撰的《梅臺思親》、《風木孝思》、《風雨中的寧靜》等“愛國教育”課文中，看到兩位“蔣總統(tǒng)”之間權力的轉移。

繼任臺灣領導人的嚴家淦對時任“新聞局長”的錢復說：“我只是代理三年，我的任務是確保三年后，蔣經國可以順利接班，因此在國際宣傳上不要突出我，要讓經國出頭，讓國際社會認可他?！?/p>

在蔣經國接班后，臺灣逐漸由“硬性威權”松動為“軟性威權”。